开启尘封的记忆 追思远去的亲人 听听老一辈的故事 想想五代人的今昔
今天是父亲仙逝十八周年的纪念日，我完成了《走近真实的父亲》一文，谨此寄托对父亲的怀念和追思。
我们作为子女，即使我作长子，从我上中学明事理起，与父亲膝足交谈、共卧一室的分分秒秒，也许只有365天。文革前，他以厂为家，文革中，他独居“牛棚”，平反后，他与母亲白发相伴，三个子女在外地，三个子女各有家，能回家探望父母的日子都不多，还有在宿舍，在公园，在茶室，在饮食店，在姑妈家，也只是见见面说说话而己，父亲说得最多的，还是紧跟报纸、贴近形势的革命大道理。
父亲化费更多时间的是笔谈。我保存了父亲在文革后的74封信300多页纸数十万字，记录了父亲内心的真实世界和真情流露，也充塞了他的无尽的反省、检讨和自责。我尽量避免在文章中评议父亲的一生和为人，而反复从白纸黑字的信件的字里行间中，从我脑海深处的一些抹不去的记忆中，寻找出历史的真实，寻找出生命的亮点，摘录整理出这篇文章，力求拂去曾经蒙罩在他身上“不法资本家”“缓刑管制犯”“四类分子”的尘埃，走近和还原一个真实的父亲。
父亲生不逢时，历尽磨难，他的不幸，不仅是个人的，也是社会和历史的，所幸的是父亲的晚年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赶上了第二个春天，他把苦难带走了，而把幸福留下了。如今在儿孙的身上难道没有再现父亲的寄托和影子吗？如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能够堂堂正正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一部分，国家鼓励和保障个人依法自主创业，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改革开放后，曾经天各一方的儿女各家，先后齐齐回归故乡，如今成了有三十七口的大家庭，年年春节都会团团圆圆聚首一堂，家家生活都是有房有车小康水平。父亲“赵氏一代胜一代”“分开是六家，相聚是一家”的愿望己经实现。
如果在互联网上点击“上海胶鞋七厂”、“青岛大元橡胶厂”，雁过留声，父亲在两地的橡胶工业发展史上，有着一席之地，留下了先躯者不可磨灭的足迹。
2002年清明，上海市红十字会在青浦福寿园耸立起全国首座《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供世人景仰，上面刻有父亲的英名。2006年开通的上海市红十字遗体（角膜）捐献者纪念网站上，父亲是上海市志愿捐献遗体登记实现的第一人，为他设立的纪念馆在特别区内名列榜首。
一生坎坷尽屈辱，碑（网）上有名亦风光。
岳驻和父亲的童年
父亲的祖籍地是浙江萧山进化镇岳驻村。祖父（1890-1958）和父亲曾对我说过，“岳驻村”的村名由来己久，相传因南宋岳家军屯驻过而得名，数里外还有一座山叫牛皋岭，牛皋是抗金名将岳飞（1103-1142）的先锋大将，依此推算，岳驻村建村应有八百多年历史了。岳驻村地处萧山、诸暨、绍兴三地交界处，丘岭地带，土地贫脊，至今发展仍边缘化，村民收入低微，主要靠外出务工。
村里人以赵姓为主，据1931年重建赵氏宗祠的碑记上铭文记载，赵氏宗祠“旧祠建於明初迄今五六百戴”，赵氏是否为南宋皇家遗族，是否在1279年南宋被元朝所灭，皇家的一支遗族为避战祸，藏匿在这穷乡僻壤的山区，直到1344年大明建朝后，再建起赵氏宗祠的，这个推论有待专家考证。岳驻人为人低调，不喜张扬，不知是否与祖训有关。
祖父曾说过，村里的赵氏家族存有族谱，登记到他“志”字辈，他在族里辈份最小，“你们进村见人只管叫太公太婆不会错”。重建的赵氏宗祠一度改为岳驻完全小学，现己改作仓库。宗祠建筑尚存，东西两侧靠壁耸立的《碑记》、《禁纪》两块碑石完好，字迹清淅。今后若能将宗祠改造成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也不失为承接历史、保护遗产、报本追远、古为今用之举，只可惜村里的族谱在文革中己被毁。
我的祖上世代务农，世代都是“亮眼瞎子”，生活贫寒。祖父从小聪慧，深得太祖母喜爱，太祖母作主，叮嘱曾祖辈四房合力把祖父送入私塾读书。祖父奋发用功，1905年16岁便考中晚清末科秀才，后投身邮政谋生，历任（开办）浙江永康、义乌、金华、海门等二等邮局局长。1923年受太叔公选青提携，退出邮政从商，被派驻上海当代理人。1927年将全家从岳驻迁居上海，与友人合伙开厂谋生。
祖父在邮政工作期间，存有成版的大清和民国的邮票，由祖母放在岳驻祖屋的衣箱里。解放后祖屋被族叔占用，文革中母亲回过一次岳驻，发觉所存之物均不知去向。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有集邮的习惯和爱好，收集了自“开国大典”起“纪”、“特”序列的每期邮票，我从小耳染目濡，颇受影响。父亲告诉我，文革初抄家时，他放在工厂宿舍里的全部邮册一并被抄走了，他比失去其它任何东西都心痛，他认为这不属于“四旧”，也不属于剝削所得。
土改时，父亲的叔伯兄弟划分成份都是“贫农”，父亲在1954年青岛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上注明的成份也是“贫农”。祖父和父亲在岳驻没有自置过房屋土地，祖父母成婚的一间祖屋，为祖上留下仅有的遗产。2007年10月我第一次去岳驻探望堂叔汉章，看到历经百年沧桑的祖屋尚在原址，摇摇欲塌无人居住，门牌号为岳驻村144号。
父亲随祖母在祖屋度过了他的童年，10-12岁在财主家的家庭教课时附读，13岁迁上海插班小学四年级，他只有语文底子，加減乘除都是急来抱佛腳，边读边学。祖母对他从小家教很严，即是独子也不溺爱，写字背书要用心，扫地时扫帚要挨着地扫，不能扬起灰，擦桌椅一定要把边边角角都擦到擦凈，否则会用戒尺打得他手肿。
抗战和父亲的起步
父亲16岁考取上海建国中学读初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父亲参加了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抗日联合请愿团，瞒着祖父去南京请愿。父亲回沪后，祖父怕这独子“闯祸”，责令他弃学从业，父亲18岁就在祖父与友人合伙开设并自任经理的南华橡胶厂当学徒，后当过三年管理员。
“一二八”、“八一三”淞沪抗战两次战争，南华厂连遭炮火，祖父多年心血毁于一旦，1937年携全家回岳驻乡下避难，两年后重返上海，上海己沦陷，祖父百念俱寂，在另一家元廉印刷厂任协理，不久该厂解散歇业，祖父年过半百，闲居在家。
母亲曾对我说过一件往事，有一年父亲在南京路国际饭店前，被有轨电车撞倒卷入车下，送到医院后不肯脱血衣检查，等母亲闻讯赶到，方解衣疗伤，原因是衣服内藏有一卷抗日传单，唯恐被发现惹祸。
父亲在南华厂学徒时，结识了厂里的技术顾问日本技师大槻先生，大槻是日本洋行为推销橡胶原料，战前从国内僱来的，曾担任过大中华橡胶厂的技术顾问，指导生产轮胎。战时大槻多次以日侨的身份，在敌占区帮助祖父察看和搬运南华厂和元亷厂的设备物资，被日军认为有串通之嫌，抓捕回国服刑八个月，也沒有吐口出卖祖父。大槻刑满后重返上海，受祖父资助，自已在住处开设了大槻橡胶商店，专营补胎胶生意。
父亲从岳驻返沪后，为谋生计，从头再来，先入大槻店里学技术业务，后与大槻合伙将商店改名为大华橡胶厂，大槻管研发管进料，把原料交正泰橡胶厂代加工，借壳生产，父亲管账管经营，获利不薄。大华厂的主打产品补胎胶逐渐扩大业务，供应对象从华商扩向日商，而日商又多为军方服务的，这为父亲的内心所不允，与大槻合作十八个月后退出。不久大槻与后来的日籍僱员闹出劳资纠纷，无心继续经营，受聘去了大陆橡胶厂当工程师。
父亲在大华厂有了三、四万元的原始积累，自行开设了和丰贸易公司，又同友人合资在杭州开设了德丰贸易公司，从事车胎、袜子、八卦丹、万金油等等紧缺商品的买卖业务，却又随着各地相继沦陷，运出货物告失，杭州德丰不足一年，率先倒闭，上海和丰无业可营，陡有虚名，父亲只能天天跑茶会谋生路。
1942年间，父亲得知内地需要大批布面胶鞋，市场被收购一空，工厂因配给的原料不足停工的多，內地采购商希望父亲出面组织生产，可以一次付款长期订货，品种要求单一，父亲认为这是内地抗战所需的物资，值得一搏。由于生橡胶和汽油等原料被日军控制很严，生产风险很大，为此，父亲再度与大槻朕手，大槻对外拉关系找靠山进原料，父亲雇佣一批失业的技术工人，租赁己停工的实业橡胶厂的厂房设备，合伙成立了中国实业橡胶厂，受任了这家百人厂的经理。
原实业厂的工人听到父亲去复工投产，非常高兴，对原厂老板很气愤：“别人没有厂能租厂生产，他有厂有配给不开工，还要我们另订包单进厂，欺人太甚！”父亲表态，我开一天厂，你们做一天工，决不让你们失业。工人认为父亲讲信义，一致表示：“你有厂，我们跟你做工。你没有厂，我们宁愿闲着饿着，再也不进实业厂。你开工，我们决不做使你为难的事。”
父亲租赁实业厂生产一年后，被原厂主按合约解散，但原厂工人不得带走一个，遭到工人们抵制，经父亲反复说情，才同意留下复工。
不久，父亲又租赁红星橡胶厂，不再合伙而借债独资经营，订单不少获利却不多。父亲认为，能为内地多生产一双鞋，多开一天工，少一个工人失业，虽然身冒风险，亦觉乐事。父亲说，他当时所交的一班朋友，小朋友多，穷朋友多，我多做一点生意，他们都能从中得到一份收益。所以红星厂生产坚持到日寇投降，没有发生什么亊故，这与父亲的为人处事有关，此时，父亲正当三十而立之年，他的一生与橡胶行业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抗战胜利后，原料大量进口，民需急增，运输畅通，红星厂股东终止租赁而自行复业。
父亲从乡下学童到上海中学生，从学文化到学生意，从学徒到立业，怀着救国救民生的志向，在逆境中成长，坚实地起步，为抗战也尽过一份心，出过一份力。
内战和父亲的艰难
抗战胜利后，己步入橡胶行业的父亲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1946年4月与人合伙先后买下二个小厂的厂基，带着一帮技术工人，在南市开办了上海利康橡胶厂，父亲任经理。由于遭遇金融风潮，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利康厂周转困难，经营仅十个月，不得己转让给了上海正泰橡胶厂，改名为通用橡胶厂（现为上海胶鞋七厂前身），生产回力牌胶鞋，父亲创业的一番心血，又付诸东流，所幸被返聘为该厂厂长，衣食无忧，利康厂工人全部留用。
1946年祖父受高姓同学之邀，赴青岛考察一敌伪产业（泰安胶皮厂），高姓同学在青岛敌伪产业处理局任秘书，祖父认为该工厂条件比上海好，工厂的烟囱当时在胶州湾是最高的。高姓同学邀人廉价标下工厂，为祖父无息垫借10根金条（壹佰两）作投资入股，并邀请祖父和父亲出面担任经理厂长，主管生产经营，更名为青岛大元橡胶厂，1947年4月开工，以生产五和牌胶鞋为主。父亲因祖父望子成龙，父命难违，不得不远赴青岛兼职。
然而工厂的资金以黄金计值，股东条例规定，工厂资金不足由股东垫借，偿还时，金价高按金价计，金价低按伪币值计，祖父和父亲只管生产经营，经济上由股东们掌控，父亲此刻如梦初醒，似乎戴上无形的镣铐，为大股东们所躯使。
随着内战加剧，民不聊生，工业一蹶不振，股东们借口困难，陆续抽逃资金，工厂难以维持生产，穷摊子甩给了祖父和父亲，而父亲又不能把全厂二百多工人也一甩而不顾，不得不把重担挑着，东借西凑，勉强维持到解放前夜，工厂己处半停工状态。
我听母亲说过一件印象很深刻的往事，有一年春节前，为了给工人发薪，父亲变买了母亲陪嫁的首饰，而工人们却对父亲说：“赵先生，你只要把工厂办下去，薪水先欠着也行。”
解放和父亲的功过
“1949年一声春雷，祖国山河得解放，我的心同人民群众一样激烈地跳动”。“我想的不是怕‘共产’，我本是无产者，而是想怎样跟上解放的步伐，为发展生产贡献力量”。
为了配合青岛大元厂的生产，也为年轻的橡胶行业多培养人才，多开发产品，父亲动用社会关系，筹措2000元资金，组织以大槻为骨干十五、六名技术工人，1949年11月在上海西区愚园路租厂成立了大元橡胶制品研究所（后改名为大元橡胶制品厂）。
这家里弄工厂第一批承接研制的6—10cm口径橡胶管，就是政府急需打捞江阴沉船、疏通航道用的，数量不大，事关重大，市场上无产无存，又不能进口，在一无经验、二无设备的情况下，连建国后第一个元旦都没有休息，日夜加班赶制完成，受到了有关部门表扬。杭州蔴纺厂的蔴纺皮棍，市医药公司的x光围裙、手套、铝板，印刷厂的耐油印刷皮棍等等，这些国内空白、各行急需的产品，都是父亲在这家穷厂小厂里研制开发的，后来这些产品常年生产，行销全国。
解放后青岛大元厂得到政府大力扶持，多次增加订货任务，胶鞋生产得以恢复，逐步扩产成五百人的大厂，添置了机器设备厂房，胶鞋年产量占全市总产七成多。1950年底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华北军区又委予大宗雨布雨衣订单，父亲调上海厂大摫去青岛试制样品成功，兴奋地亲赴北京签订合同，接受了这一项光荣的军需任务。
那时我年仅十岁，还记得父亲告诉过我，他在北京参观了壮观的故宫，看到了后山明朝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株老槐树（据说文革中被毁），还带回了一条天坛牌本白色的纯毛毯。十年后，这条毛毯被我带去了新疆，这些年我仍使用着，珍藏着。
然而，青岛大元厂的股东们不但没有为工厂的扩产而增资垫资，待父亲自北京返回青岛时，唯利是图的股东们己将国家拨给的巨额定金还了旧欠，挪用贻尽。个别亲信偷工減料，偷税漏税，伪造假账，贪污行贿，原料以次充好，造成大批次品退货。事发后，高姓大股东又突然暴病身亡。父亲如实把情况向政府作了汇报交待，当时父亲己顶替了祖父的经理一职，对外是工厂负责人，父亲表示愿意用青岛大元厂的资产抵偿国家损失，并愿意承担延误军需的罪责，政府勉励他挑起重担，完成任务，以实际行动将功赎罪。
我清楚地记得，为了帮助厂里紧急赶制志愿军急需的雨衣，母亲出面动员组织街道妇女在家里缝衣钉扣，青岛龙江路的家一时成了发料小仓库。
在完成了又一批军鞋和雨衣任务后，1951年11月在“三反五反”运动前夕，“不法资本家”父亲被政府逮捕法办，成了《青岛日报》头版通栏大红标题的新闻。父亲在青岛看守所被拘留十个月，经政府核查，接受了父亲的请求，青岛大元厂资产全部抵债（后改名国营九厂，为青岛双星制鞋集团前身），不足部分免于追偿，父亲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缓期执行。1952年9月在原厂群众大会宣判后当众释放，留厂管制劳动，半年后又调沧口国营二厂车间劳动，不久调总管理处协助清仓工作，直至1954年春，法院同意父亲回沪，就地接受管制改造，原因是上海大元厂资产仍归属父亲，有待父亲继续经营。
父亲始终认为政府的处理，是实事求是、罪责分明、政策宽大的，他说他被抓捕是受保护的，五反运动中，厂里有的管理人员因贪污受贿，被工人批斗吊打。他最欣慰的是没有被剝夺政治权利，释放管制期间每届普选，他都有选举证选举权。
合营和父亲的蜕变
青岛大元厂事件是父亲一生的痛，自己成了资本家的赚钱工具，还为资本家顶罪，沾上了不能抹去的汚点，一心想改造自新，重新做人，给六个子女和上海大元厂一个交待。
1955年1月父亲带领全家离开青岛回到上海，母亲提前在上海退掉了虹口海宁路租借的里弄房，在浦东高行镇镇东村租借了三间农舍，不住市区住农村，没有田地，父亲就让母亲带着儿女养鸡喂兔，在院子里种菜，每个月只给母亲生活费80元。我在学校里知道，当时人均生活标准低于8元的困难学生就可以申请減免学费了。
1956年1月公私合营高潮来临，父亲兴奋地从厂里赶回，连夜召开家庭会议，告诉全家他已递交了合营申请，要把这家里弄工厂的资产全部交给国家，要“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割掉资本家剝削工人的尾巴。也就在公私合营前夕，长宁区西新街派出所来人在全厂大会上，当众宣布撤消对父亲的刑事处分，提前假释，这时离缓刑管制期满，提前了十个月。
上海大元厂成立到合营的六年间，依靠政府、同仁和工人的支持，生产盈余不少，但父亲除支取过一部分上海家用的生活费，每月自定的250元工资从未提足，其工厂的盈余和自己的欠薪都在账上，父亲认为都属于剥削所得，合营时全都转入投资，同时却把往来企业负债转为个人负债，父亲愿意由个人负责理清。合营有一条保留私方原薪不变的政策，父亲主动将月薪減少百分之三十，心悦诚服地拥戴社会主义改造。
合营后，父亲担任了大元厂私方厂长，时年父亲42岁，后又兼任了中心厂厂长，数次被派送去工商界政治学校学习，1958年上山下乡时主动要求下放车间当了工人，还报名去过崇明开河。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不论是厂长还是工人，他都以厂为家，每月只回浦东一二次。母亲常常在周末让我渡江去西区，给父亲送些家常菜和换洗衣服。父亲住过的几处宿舍都紧靠车间，机器轰呜声大，橡胶气味重，高温作业夏天难熬，他的床位又常在靠房门过往人多之处，父亲与工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工友对他也尊重友好，称他：“赵先生”“赵师博”“老赵”，我也未曾感到他受冷落被岐视。
合营后十年来，父亲从一个“资本家”、“管制分子”蜕变成普通工人、自由公民，从内心感谢党的宽大、教育和挽救，一心把自己和家庭扑在社会主义改造上。在一系列运动中，总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响应号召不落后。合作化时，父亲支持母亲不当居民当农民，搬上缝纫机入了社，还分到了自留地，母亲与社员一样拿工分同劳动，还当过多年生产队保管员。1958年祖父病故，父亲破风移俗，把祖父土葬改为火葬。1961年起又先后支持四个子女支边新疆云南。二女儿中学毕业后回生产队劳动，担任过大队团支部书记。全家人在村里都不差口碑。
文革和父亲的刼难
父亲虽然卸下了政治和经济两个包袱，感到一身轻松，但合营后的工厂氛围，他己很难再发挥厂长和个人的技术管理才干，1958年下车间劳动后，二十年如一日，默默无声加班加点地做好每一天繁重琐碎的车间的杂务工作，踏踏实实接受工人阶级改造，没有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一心一意争取有个“改造较好”的评语退休。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开始，父亲再次回家召开家庭会议，把合营后所有积蓄5350元作为剥削所得，主动送交工作组，却被扣上“破坏运动”的大帽子，遭来劈头盖脑的训斥：“一个大资本家只拿这点钱当‘四旧’蒙混过关，极不老实”。第二天造反派便躯车押人去浦东抄家，贴大字报，翻箱倒柜，挠开地板，也只拿走几件母亲为数不多的首饰和好一点的衣物（还有我寄回家的新疆毛线）。在父亲的宿舍里，造反派只找到一堆收据和汇款单，父亲解释说，在1956年至1965年的十年赎卖政策期间，每年发给的定息3780元，除了个人应有300元，其余3480元都分摊给了各债权人，这都有据可查的。
父亲就这样蒙冤含屈不明不白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归入“牛鬼蛇神”行列，扣減工资，限制外出，接受批斗批判，无休止的检查认罪，定期参加街道的点名会，使父亲始终疑惑不解的是，每次点名，街道的四类分子的花名册上从没有唸到过他的名字。
在那个人妖颠倒、人权践踏的疯狂年代，父亲感到自己又被从人变成了鬼，他不愿拖累家庭和子女，整整十二年断绝书信往来，十六年没有回浦东的家门，没有和全家人团聚。
然而1974年11月，外地的子女们却收到工厂转来长宁分局的“决定书”，说父亲“劳动态度较好”“有悔改表现”，而“决定摘掉四类分子帽子”，并且在全厂的宽严大会上作为从宽的典型，第一批第一个得到了处理。所喜的是父亲经受住了八年无端的刼难，走出了“牛棚”，重新做人，使人莫名的是父亲本无其帽，何来摘帽，名似摘帽，犹如戴帽，这纯粹为文革的极左路线“正名”，在那个“反击右倾翻案风”年代，父亲只能郁闷在心，有口难辨。1977年5月父亲退了休不离厂，以他的执着又坚持了八年无言的抗争，三中全会后子女们也开始了申诉上访，1981年长宁分局撤消了“决定书”，撤底给父亲平了反。
从1979年7月起至1980年2月，厂里陆续发还了扣发父亲的工资，归还了抄家的钱款，补发了定息。当一位债权人接父亲通知，来收取最后的一份定息时，硬要留下100元给父亲说：“我们相交几十年，你的为人都知道，我总比你好些，一点心意算什么，如果你坚持拒收，就是你的不是了。”
1978年10月，在中日建交、小平访日后，中日民间往来开始，与父亲关系深厚的日本友人大槻先生，1955年曾来浦东探望过祖父和父亲，回国后便中断了联系。父亲生怕大槻此时来华再度追寻旧址探望，特意写信交代母亲不要告诉实情，推说父亲回岳驻乡下探亲去了。
我至今保存的父亲的信件有74封，文革前给我的来信都被我“破四旧”了，只保留了1965年3月26日关于祖父和父亲的“臭家史”的长信手抄件（原件己交社教工作组）。1978—1980年三年有32封，1983—1990年八年有42封，还有一些没有日期的诗句纸片。
下面再摘录信件中的部分原话，一探父亲的部分心迹：
……（旧社会）我走的是发家致富的道路，我受的教育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做人，将本求利不抢不偷，办厂经商谋生，能说我是犯法吗？解放前为求生活，千方百计办工厂，搞得精疲力尽，险乎覆没破产。解放后听说民族资本家受保护，鼓励我继续为人民服务，共产党解放军给我新的人生认识，我们做人有希望了。我下决心跟共产党走，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1978.10.5）
……我一生没有受指摘的事，既使是“青岛事件”，不论受怎样处理，我认为无可后悔，这不是说明我的错，只能说明我做得对，我不是预谋作案，而是承担残局责任。（1979.12.31）
……这不明不白的处境，受人耻笑的日子是什么滋味呵！我的思想象奔腾的河海，怒喊的黄浦江，有时我真会发疯，强自克制……想到党对我的宽大处理，当时感受无法言词，我决不以怨报德啊！（1978.10.5）
……我始终相信，我们目前暂时所受的不正确的待遇，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我坚信终有一日会纠正的，我一定要等这一日到来。我己给定过案，有结论的，决不会叫我承担新的责任。（1978.11.9）
……兰芬、觉芬回来难产、手术时的境遇，你们探亲得不到团聚的滋味，我的问题还累及无辜的第三代受不应有的凄凉。（1980.9.6）
四十年往事如昨日，志在四方愿未偿。 喜看儿女鹏万里，白发银须听捷报。
憾事良多恨虚度，误国误己空悲切。 叮嘱儿孙惜寸阴，莫等闲白少年头。
《杂感二首》（1978.9.26）
出水荷藕本自洁，豈允污秽任自抹。
我本是神仙，遇魔动凡心。
尘海遭劫难，蒙佛指迷径。
晚年和父亲的壮举
1982年，父亲终于回到了镇东，与母亲相濡以沫共度了最后十年的晚年生活。1979年，年仅27岁的小弟，面对房东催退，用自留地换取宅基地，在哥姐微薄的资助下，奋斗两年，独力盖起了三间平房，赵家三代人在上海打拼了五十年，才有了这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屋。当时农村的条件很差，使用井水、蜂窝煤和马桶，父亲还是很高兴地按对母亲的昵称“阿春”，将新居起名为“春园”。
父亲与母亲是在1937年抗战前夕结的婚，父亲崇尚新生活运动，参加了上海市第十四届集团结婚。母亲出身浙江余姚湖堤的一个戚姓大户，传说为大明名臣戚继光的后人。外公和祖父是同窗好友，同中秀才，原拟资助祖父结伴东渡日本留学，受到封建家庭阻挠，外公回家后郁郁不欢，吸食鸦片消志。但两人同学情深，包办了这对独子独女、郎才女貌的婚姻。母亲自幼读私塾，识礼教。婚后不久，随祖父母和二位姑姑回岳驻逃难，四年后在上海生下了我。
母亲伴随父亲五十五个春秋，在战争和运动中担惊受怕，在磨难和重压下含辛茹苦，从不抱怨，默默承受。母亲20岁远嫁上海，受陪嫁的符妈的帮教，侍奉公婆，照顾姑娘，生育养大六个子女，学会烧饭做鞋缝纫编织，相夫教子，勤俭持家，挑起了大家庭的重担，免除了父亲在外的后顾之忧。在父亲的影响下，母亲从一个地主家庭的千金小姐，成长为一个要求革命、追求进步的新女性，锻练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村劳动妇女，冬天十指裂口，双手布满冻疮。
父亲的身体瘦弱，三十年运动的精神折磨，二十年车间的繁重劳动，1985年在信中说：“现在才感到体质己垮到力不从心的地步。”父亲长期患有复发性的支气管炎、肺气肿，经常阵咳不止，大口咯血，少则五六口，严重时会连续喷吐三四十口鲜血。文革中有一次坚持从车间走到医院，经化验血色素己下降到只有四克，当场被医生用担架抬去病房救治，晚年时也被邻居急送过卫生院多次。父亲还患有严重的腰腿痛病，犯病时瘫卧在床，行走困难，常常半夜惊叫，好比受刑，还患有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渐重，以致彻夜不能安睡，白天精神疲惫。
晚年的父亲顽强地与病痛抗争，“有病似无病，无病实有病。要问有与无，纯阳与阎罗。”却又会精神抖擞地接待每一次儿孙的探望，天不亮就奔走去北行，或再乘车去高庙、东昌路或十六铺采买，精心张罗一桌饭菜……，一天言笑过后，便就闭门卧床数日。
父亲与儿孙聚少离多，在信中笔谈成了与儿孙交流的主要方式。常常在廊棚下、在病床上用放大镜写信，一笔一划认认真真，有时会满满当当写上八九页，有时会写写停停写上一个月，信上回顾往事，诉说家事，通报各家近况，坦陈心得感受，关注着每一个人的健康思想和进步……。1987年10月给远在南疆阿克苏的我的信中写道：“今晨三时左右醒来，（你）妈在惦记四十（六）年前的这时候是你落地的时候……你万没有想到在遥远的老母亲为你祝福生日健康……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提起笔来续完这封信。”父亲真诚地希望：“赵氏一代要比一代强”，“分开是六家，相聚还是一家”。
父亲拒绝接受儿女们的资助和照顾，把儿女每一次汇款贴补，一分不少存还给各家的名下。“请大家用不着为我分心担忧，只要你们为人民服务，为四化创业，为建设两个文明的事业作出应有贡献，这是你们给我真正的精神补偿，是给我延年益寿的最好最佳的补品，也是你们做子女的最大孝顺。”“我们对你们没有帮助照顾，可也不能再来拖累你们，这一点是我早就立下宏愿的。”
父亲晚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思维活跃，想法很多，他从报上收集许多养殖蝸牛菜鸽火鸡牛蛙的信息，热情地向村里人推荐这些致富之道，他在信中说：“日后如果劳保（动）制度改革，许可我可以僱工，我一定会仍做经理厂长工作，我己准备好办养殖场……”（1984.7.13）。还关心老年人事业，去养老院养老，也是他的兴趣和响往。我一再劝阻父亲，你怎么想都行，只要不去实行。
然而，父亲只有一个想法始终如一、十年不变，就是不顾全家反对，坚持要志愿捐献自身的遗体。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偶而在网上查知，父亲是在1983年1月1日第一时间向上海红十字会申请登记的，学法律的表弟告诉我，他曾陪同父亲为此举作过公证。父亲曾向我出示过他领回的申请登记表，我清楚地记得编号为008。父亲在去世前，就为自己和母亲拍摄好一张神采奕奕的照片给儿女存留备用，为自己准备好一套身后穿的中式洁白的绸衣裤，剪存了半信封袋的指甲留作遗骨，还收集了1982年以来有关捐献遗体的剪报有21条。
1988年父亲病重，自感不支。8月暑夏我出差回沪，父亲坚持要求我去上海中医学院了解捐献遗体的程序，几天后在沪工作的二弟告诉我，父亲对他也作了同样部署，并把两人了解的情况作了核实。我深感父亲此愿已决，做儿女的应该顺从他的意愿。
1992年7月20日下午，我从烏鲁木齐飞回上海，见到了父亲的最后一面。捐献遗体却一波三折，当时中医学院的接尸车正在报修，其它车辆从浦东往浦西运尸无照不能过江，无奈中只得把父亲的遗体，从高南卫生院接回镇东家中，先后运了两车冰块，冰镇了一日，不得己才通知新陆火葬场接去存放，等待大妹一家从新疆赶回，准备在24日大殓后火葬。不料23日中医学院突然来了电话，通知可以承接，所以父亲的遗体不是从卫生院而是从火葬场被接走的。父亲的赤诚之心，终于感动了上苍，实现了他人生最后的壮举！
事后，我们在父亲的遗物中，找到了他的一纸遗嘱：
“1.我百年之后，不要开追悼会。2.我百年之后，我愿将自己的
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学和提高疾病
防治工作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请我亲属遵照我的意愿，支持执行人照此办理手续。
3.我百年之后，为了保证我的遗体完好无异献给国家医学事业，
不受季节气候寒热影响变化，特规定下列处理，免致临时无所
措从。1.春冬季节从11月-3月初时期内停尸不超过三天（最多）。
2.夏秋季节从4月初-9月底时期停尸不得超过一天。3.停尸时期
主要等待市郊地区内亲属到来举行告别，免除一切花圈幛匾等铺
排仪式，以及嚎哭，只举行集体鞠躬告别，各式悼词都宣读在每
人的心里。”
（完稿于201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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