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面
     一九六五年一月某日，我遵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王世桢同志的嘱咐，去处于华山路上的丁香花园报到，正式参加电影小组的工作。电影小组的负责人就是徐景贤。
     我能从电影厂走出来，真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者，电影厂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知识也许不多，心计倒颇多，面上一团和气，心里容不得人出点成绩。不久以前，同事刘某悄悄地问我：你有篇稿子被《人民日报》退回来了？我很愕然，他怎么会知道的？在我的逼问下，他才“够朋友”地告诉我真相：原来报纸在发表文章前，时行先征求组织的意见，党支部书记胡某回信说：此人还年轻，下生活是为了改造思想，因此不宜发表他的文章。这把我气得！我能有机会跳出这样的环境，心中焉能不喜！忧者，我是电影小组的后来者，是来顶替我的同事范维珩的。老范觉得他不能适应电影小组的工作，还是回厂参加运动好。在他再三请求下，电影厂才将我去换回范维珩的。他不能适应，我就一定能适应吗？更何况，我不是共产党员，这个政治身份，会给我造成很多尴尬，是以为忧。
     我走进丁香花园东楼，首先找到电影厂的同事赵志强。小赵是个“见面熟”，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早几天就听说你要来了。走，我带你去见徐景贤，他是我们电影组的组长。”当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抬头见到我们，就笑容满面地起身，握了握我的手，说：不用介绍了，刘景清同志吧？你的情况，王世桢同志详细跟我说过了，我也读过你写的几篇文章。欢迎你到电影组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在一起工作、战斗了……小赵，你带他去熟悉熟悉环境，然后再研究我们的工作。
     这就是我和徐景贤的初次见面，他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脸长的长长的，跟他的高个子相匹配。双眼灵动，笑起来很爽朗、真诚。也许长得太高，背显得有些弯，给人的感觉特别亲和，没有架子，“礼贤下士”。总之，整个儿一个“白面书生”！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工作中、日常生活里，对于徐景贤的“白面书生”的印象在不断深化着。他是电影小组的总管，我们集体写作的文章，都由他最后定稿。有时他修改一页，我们抄写一页。我对他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很佩服的。他不是科班出身，因此修改的文章很少八股气，且文字清新流畅，这正是吾之所好。他也真的“景”贤，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以相互扶持为己任，他还帮我在电影厂时撰写的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毫无新意的文章介绍给《学术月刊》发表。他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一有空就跟我们海阔天空闲聊，在乒乓桌上来回推挡，由于我技高一筹，常会不服气再来一盘。那时我是单身，星期天常窝在丁香，或徘徊于小桥流水，或迷醉于鸟语花香，他有时也会有事没事来转转，带着他两个天使般的女儿，特别是玲珑乖巧的小女儿，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从他的满脸笑意里，我看到了他洋溢着的温情和对生活的满足。
    
     “逼上梁山”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风雨日益临近，特别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炮打司令部》的发表，意味着造舆论的阶段已经进入尾声，该用实际行动来跟“当权派”算帐了。红卫兵大串联，革命大辩论，工人造反，乱得像一锅煮开了的粥。此时的写作组，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上面的领导已经自顾不暇，不会再来布置什么写作任务，我们除了到处去凑热闹，看大字报外，实在无正经事可做。有些革命性强的同志，已经杀回原单位闹革命去了。
     我不想回电影厂，我留恋写作组的写作环境。我不知道回电影厂去当造反派好，还是当“老保”好。无论造反派还是“老保”，都有我的熟人朋友，我跟他们都很友好。我生性语拙，不会跟他们面红耳赤地辩论真理，更不会趁人之危，去再踏上一脚，或者拉下脸来，打击报复。思前想后，还是远离是非的漩涡，躲在写作组为好。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逍遥派”。
     此时的徐景贤，据我的观察和猜测，更是心乱如麻、左右为难。他是写作组的负责人，除了自己，还得对下属负责。上面没有人说解散，他是不敢自作主张的；别人可以杀回原单位，他是绝不会主动回宣传部的。他受党教育这么多年，现在正受到重用，宣传部的那些领导，谁见到他都会拍拍他的肩，鼓励他：“小徐，好好干！”他能六亲不认，去批斗造反吗？作为一个书生，他没有这个胆。他曾几次对我们说，如果写作组解散，他就回作协去参加运动。他又不是作协的人，也不是作协的领导，怎么能无组织无纪律地去作协参加运动？他想避开宣传部，只能说明他骨子里只是一个书生，他也不能适应，看不透当时的政治风云。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那个寒冷的冬夜，在武康路二号楼下的办公室里，那里彻夜灯火通明，烟雾缭绕、热气腾腾，写作组全体成员在开会。会议的主题是逼迫徐景贤起来造反，造市委的反。会议的主角复旦大学的郭仁杰、朱维铮，王知常们。其实他们尽可以回复旦造反，而且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一定要把徐景贤“逼上梁山”呢？那是因为徐景贤是写作组的负责人，是原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举起造反的大旗，即能抢占造反的制高点，震动整个上海。而此时的书生徐景贤，还在一味推脱、退让，一会儿说支持郭仁杰们在复旦起来造反，他也会跟作协的造反派一起造反；一会儿说他的造反立场不够坚决，负不起这个责任，还是由郭仁杰当头头为好。经过反复的拖延、推让、争论，徐景贤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无可奈何地宣布带领写作组一起起来造反。此时，窗外已经初现曙色了。
     以徐景贤为首的写作组宣布造反以后，立即得到了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掀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被“逼上梁山”的徐景贤，自此身不由己，随着职位的不断升迁，由写作组负责人、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负责人，直至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市委书记，他留在我脑海里的书生形象也渐行渐远了。
    
     再见书生
     时间是最无情的。一晃已过了几十年，把二十世纪留给了历史。我们也都垂垂老矣！其间自然东鳞西爪地听到一些关于徐景贤的传闻。当其时，我每每以“一声叹息”来表达我的感受。但是我并没有决定是否要去探望他。因为我是一个性格内向、反应迟钝、不善于表达的人，见了面反而会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都会使双方尴尬。直到二零零二年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老摄影师沈西林的电话，使我很惊愕。电影厂我有很多熟人，可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和沈西林交往过。他在电话里说：有一次他去看徐景贤，徐景贤问起他，你们电影厂有个刘景清，过去在写作班我们是老同事，这些年不知道他怎么样，有机会我想见见他。沈西林很负责，他先打电话到文学研究所，查询到我家的电话，然后来电告知此中原委……既然老徐转了这么大一个弯找到我，我还能不去见面叙旧？于是我跟陈冀德相约，跟她一起去拜访徐景贤。
     那次见面是在他天平路家里。那是上海常见的新里房子，跟我以前居住的胶州路的住房格局相仿。开门的正是老徐本人。尽管还是那张苍白的长长的脸，那熟悉的笑容，但仍让我微微一怔。因为站在面前的老徐，似乎比过去矮了一截；原来我要抬头看他，现在可以平视了。这就是岁月沧桑留下的印痕吧！这些年来，他在病痛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下，腰弯得更厉害了。他说有时走路都会失去平衡，不得不由他爱人搀扶着才能前行。
     我们坐在他家的小书房里喝茶聊天，谈身体状况，谈家庭孩子，谈天说地，一无拘束。就像那些坐在公园的凉亭里，坐在超市的购物车上聊天的老伙伴一样。我恍然觉得，坐在我对面侃侃而谈的徐景贤，依然是几十年前的那个白面书生。
     后来他的大作《十年一梦》出版，他也送了我一本，这本书引起了我的很多感慨。倒不是因为本书记述的历史风云，让我长了见识，或使我“不堪回首”。而是因为他那超强的记忆，清晰的思路，流畅的文笔。我敢说，如果没有这“十年一梦”，保持他的书生本色，扬其所长，其成就不是一本《十年一梦》可以相比的。而且，他本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是非曲折，他的子女会得到更好的关照，他的家庭会更幸福。
     所幸，晚年的徐景贤，已经摆脱了世俗的羁绊，重新做回了书生。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完美表现，就是他把自己的遗体献给了人民。这是最让我敬佩的。
     （作者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文章写于2008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