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后，老徐先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接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稍后又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便成了高层领导，而我只是在其所属某部门整天忙些杂事，同他接触越来越少。往后写作班几经变动，我仍只是一具体“写手”，而且是党外的，同他更隔了好几层，除了在台下听他做报告，连面也见不着。虽然我更赞赏他的才干，但私心觉得还是以前的老徐，并没有将他看得如同过去老市委书记那样神圣。1968年秋，妻子去外地工作，我便准备调离上海，所以回到编制所在的原单位作协。二三年后对方城市总算发来了调令，行前我给老徐写了一封告别信，不料他竟找我去话别，还问我，“你真的要离开上海吗？”又表示，如能找到合适的对调对象，他可助我一臂之力。随后分居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我又被调至市委写作组下属的《鲁迅传》写作组。老徐遗体告别仪式上，有挽联称他“用权不为私”，沙叶新回忆说，文革十年身居要职，“但他一人得道，家人并未就此升天”。详情不知，可我信。当初我一没求他，二非他家人，他却帮我解决困难，算不算为私？或上纲曰：这是为了多留一支“黑笔杆” 。某虽不才，他惜才之意也许有之，窃以为这扯不上“为私”。请问：与眼下那些“一人得道”之后还要包庇纵容配偶子女、至爱亲朋疯狂弄权敛财的大小贪官相比，究竟谁能律己，谁有品格，谁更像“人”？！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是得胜的政治家眼里的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局外人或是老百姓的价值观，他们更看重“王”“寇”作为人的品质，尤其是在一个人说了算的“口含天宪”年代。那时候，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老二开始，谁说了也不算，到头来都得听老大使唤，做他的“工具”。当然，位高权重者被上面当“工具”使唤的同时又能使唤其下面的众多“工具”。我曾在一篇杂感中说过：“‘一言堂’之所以形成，发言的固然难辞其咎，但是同时还有许多各个层次、直接间接聆听发言的‘听众’在，他们革命经验丰富，马列主义水平按理说应该很高，为什么也辨不明真假马列，分不清路线正误？为什么只知举手拥护、甚至明知有错也不敢表示任何异议？‘堂’内发言者的想法和意志不正是通过他们层层传达下去，并由他们带领‘堂’外的包括拿笔杆的文人在内的芸芸众生去付诸实践的吗？”当年老徐就是“一言堂”内的重要角色，一件大规格大尺寸的“工具”。这是卷入高层政治斗争漩涡的每个人必不可免的结果。根子在制度，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毋庸置疑，老徐属于后一种情况，而那些贪官才是利用当下制度之缺陷“任意横行”的坏人。
    
     再次见到老徐已是二十余年后的1990年代中了，他饱尝铁窗风味十五年，保外就医三年，终于刑满，虽说政治权利还要被剥夺四年，但毕竟可与家人一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先是住在内环线西侧一处公房内，我曾和二三友人去看过他。当时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但看得出他的心情是高兴的，只是说话还较拘谨。不久，老徐搬到天平路和女儿同住，与我家相距只有一站路。一天，我邀请他和早期写作班一些同事来我家聚会。除了老徐简单介绍了他在狱中和释放后的情况，严肃话题不多，多的是对当年趣事的回忆。老徐发觉我们没有将沉沦人生谷底近二十年的老朋友忘记，那爽朗的谈笑声便显示出他内心的欣慰。此后我和他隔三差五总有着联系，有时去他家拜访，有时参与朋友聚会。
     老徐在狱中写了无数检查和交代，同时也在对他所经历的十年不断进行反思，再加他的记忆力本来就强，这就使他的回忆录不仅写得顺利，而且可信。我清楚稿子写好托人携带出境时，还碰到不少麻烦。正在为他担心时，想不到《十年一梦》于2003年末在香港出版了，而且很快售罄，2004年2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一出，他就送我一本。“敝帚自珍”是谦词，亦人情之常。我就不止一次听他讲起：又是第几次印刷了；求书者众，书价又贵，有点不堪重负；书流入境内，倒未引起多少麻烦，某书店还置一内部书架供应，等等。在分享他喜悦的同时，我发觉他更在意读者尤其是一些代表性人士的具体评价。他说有关方面对该书总体印象是比较客观，公正，还有一些上面没有掌握的材料。不少退下来的、现职的高干甚至企业界老总都在找这本书看，因为他们想从中了解上海的“文革”史。说到这儿时，老徐高兴之余，又有一种因预期之写作目标实现而舒一口气的神态。他的写作原则是只写事实，不谈观点。回顾历史时免不了的为尊者讳、避重就轻、自我辩解甚至文过饰非一类通病，《十年一梦》里确实不易寻觅。看得出来，作者是在努力将他参与的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一一厘清，有时虽坦陈当时自己的一些想法，但又力避用今天的眼光进行批判，做“事后诸葛亮”。其实与尊重历史同步，观点亦在其中；上海“文革”十年期间，包括作者自己，什么人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读者也就了然于心。在一次交谈时，老徐也曾为他披露的一件从无人道及的史料忧虑过：1975年，除毛远新，国务院某高层领导也向毛泽东汇报过“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从而促使毛下决心“批邓”。书出来后，他听说该领导在部队工作的儿子要找他。他说他有材料在，倒不怕当面对质，怕的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这事后来他再没提起，想已不了了之。
     近几年老徐用了电脑后，我们多了个“伊妹儿”通道，交流文稿，共享资讯，联系更为频繁。他在境内以笔名发表的文章常常转发给我看，如记叙他的入党介绍人丁景唐晚年文化生活的《老丁半日谈》、指出王蒙自传史实错讹的《王蒙的“硬伤”》等。当后者被多家媒体转载以及王蒙为此检讨的情况，他便及时转告。一篇短文能产生如此效果，真为他高兴。在境外发表的他也不忘发来让我阅读，如张春桥病故后写的《张春桥片断》，就弥补了《十年一梦》未曾涉及的张氏另一侧面。又如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情况，颇受社会关注，而他在书中仅作为“文革”序曲写了一小节。他告诉我，为此他曾于2005年年末写了《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来龙去脉》一篇长文，用笔名给了北京某刊，其中最后一段“解剖我到写作班时的心态”，有两千多字，但发表时删去。此文随后又被上海某报转载，后来他干脆将全文投给香港《明报月刊》用真名发表（2006年2月号）。他及时转给我后,我以为他对自己的极左世界观剖析得很真实，很到位，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显然触犯时忌，难怪要遭“斩尾”之厄运。
     老徐思想的与时俱进，使我们之间的共识和交流也增多。从他转发给我的材料，如《顾准临终情况》、《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访谈》以及网上热传的小说《如焉》等，即可看出一个大概。我也不时发给他一些东西，一次给他我写的两篇杂感，他回信颇有感概：“文章两篇拜读，联系现实，文风犀利，但触及时弊，特别提到‘一把手’等，当然是敏感问题，编辑部是害怕的，但作者只管写，因为不痛不痒的东西，于我辈实在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去年春天《炎黄春秋》发表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反响巨大，有对它的“革命大批判”，更有热烈的共鸣。网上连续刊登一次支持并进一步阐术谢韬观点的研讨会记录，由于我的疏忽，我先给老徐发去记录“之二”，他次日回信：“昨天认真看了您发来的谢文专题研讨会发言，觉得是充分说理的。但您发来的是‘之二’，不知有没有‘之一’。如有，请一并发来一读。”迫切心态可掬。我马上将“之一”补上，后来又陆续发去“之三”至“之五”。
     经历大浮大沉之后，徐景贤解剖自己时，“开始觉得原本不是长在自己脖子上的脑袋，终于逐步复位到自己的颈项上来了”；他说，“我们自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却容不得言论自由，更容不得出版自由，而马克思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我们真是愧对‘老祖宗’了！”于是他醒悟了：“我期待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作为一位曾经的政治家，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作为交往四十多年的朋友，我更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的真诚反思，一定会赢得更多人的尊敬。
     安息吧，老徐。我们也和你一样，“期待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
    
     2008年1月26日初稿
     3月1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