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徐宗骏，抗日战争时期就来到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任高中化学教师，以后经历解放战争时期，直至解放以后，长期在南模任教。由于他为人正直，教学认真，深得学生的爱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历届高中毕业生投票评选“我最敬爱的老师”时，他多次名列榜首。对于他的生平和他的教育生涯，知道的人不多，在这里作一介绍，以表示对他的缅怀。
     徐宗骏，字雅平，1904年出生于奉贤县奉城镇，是镇上东街东天成百货店业主徐九成的第三个儿子。他小的时侯在奉贤和松江读书，以后到南京念大学，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化学系，同年年底回到家乡。在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他结识了早期的中共党员李主一（在国共合作时期，李主一又兼任国民党奉贤县党部执行委员）。李主一想通过教育事业来扩大革命影响，就跟我父亲商量，决定于1927年秋在奉城潘公祠创办曙光中学，由李主一任校董，负责筹集经费和聘请教师；由徐宗骏任校长，负责教学工作和校内事务。
     父亲生前，曾多次和我谈起曙光中学的情况。当时这所学校，设立三个班级，面向奉贤、南汇等浦东地区招生，共有一百几十名学生；聘请的教职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刘晓（后任我国驻苏大使）就在校内任政治教师。父亲也经李主一和刘晓介绍，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曙光中学成立后，不但教学成绩卓著，而且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成为浦东的一个革命基地，成立了中共曙光中学支部，又称浦东县委，后叫奉贤县委，直属江苏省委领导，由刘晓任书记。李主一任组织部长，我父亲列席县委会议。以后又在南桥地区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南桥支部。江苏省委派林钧负责和县委联系。
     当时，南汇县周浦中学的进步学生们，因闹学潮而被开除，有一批学生集体转到曙光中学来就读，曙光中学的学生人数大增。1927年10月10日，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搞演出，做宣传，高喊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震动全城。平时教师在课堂上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出版有革命内容的墙报，学校里的政治空气十分浓厚。师生们唱着曙光中学的校歌，热血沸腾。记得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一天，有一位当年曙光中学的女学生朱某，到上海广元路我们家里来看望我的父亲，回忆往事，当场唱起了曙光中学的校歌：
     “望东方曙光、曙光，
     一轮鲜红的太阳，
     照着工房，照着农场，
     照着红旗飘扬。
     冲破黑暗，
     我们建设曙光的天国在地上……”
     当时上海正处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时期，她轻声唱着唱着，脸上出现了兴奋的红晕，我的父母亲低声和着，激动不已，此情此景，至今让我回忆起来仍恍在眼前。
     父亲告诉我,当时刘晓一面做政治教员,一面主持革命工作，经常在校内召开秘密会议。有一天晚上，还组织过学校里的男性共产党员，化装以后前往东新市打土豪劣绅。刘晓还利用假期到南门外沿海的盐民、渔民中间去宣传革命真理，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他自己身穿粗布衣服，脚蹬草鞋，晒得黑黑的，甚至和盐民同吃同住，完全和贫苦群众打成一片。李主一当时的任务是开展上层的工作，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掩护革命事业。1927年党中央“八七会议”以后，江苏省委还派林钧到奉城，在曙光中学向奉贤、南汇、川沙的党团员骨干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曙光中学成为浦东名副其实的“红色堡垒”。
     父亲自己是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在当校长期间，对曙光中学的教学工作是重视、认真和负责的。当时学校的经费十分困难，除李主一募集部分款项以外，我的祖父徐九成就从百货店的盈余和家庭积蓄中拿出一部份钱来充作经费，给学校添置上课用具、仪器设备和图书标本。父亲崇尚科学，在教学中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亲眼看到他做过许多化学、物理的实验，启发学生。学校教学需要人体骨骼标本，我父亲从城外乱坟岗里找来死者的头盖骨等，清洁消毒后作为教学标本。有一次，他把一个骷髅头颅装在火油箱里带到奉城东街自己家里，放在厢房里的写字台上，把我的祖父、祖母吓了一大跳。曙光中学还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买了全套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学生文库，供大家借阅。我和我的堂兄们小的时候也从这些书籍里得益不少。
     曙光中学以其进步的影响和严肃的办学，引起了奉贤地主豪绅集团的嫉恨，更促使国民党县党部急欲除之而后快。1928年，奉城的大地主廖味容向国民党县政府告密，说曙光中学“名为学校，实为共产党机关”，奉城的西部豪绅阮芙士当时当上了县教育局局长，决心对曙光中学开刀。1928年4月3日，趁着学校放春假的机会，国民党县政府派警察查封了曙光中学。学校里的进步教师，因为事先得到了风声，大多避往上海，幸免于难。我的父亲和刘晓等也迅即转移，父亲到上海任中学教师，以后又到交通大学任教。刘晓和李主一到上海以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6月，李主一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刘晓后来也被法帝国主义巡捕房逮捕，因他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被关押数年后脱险。我的父亲这时已无党的组织关系，成为党外同情分子。1931年有一天，父亲接到刘晓寄到交通大学的一封信，说是自己刚出狱，衣服破烂，急需一些衣物和钱，约父亲于某天到南京路先施公司（现在的上海市服装公司）门口见面。父亲应约前往，刘晓出现了，父亲把钱、物当面交给了他。据刘晓说，前一时期他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遇到过多次危险，有一次他到邮局去寄发共产党的宣传品，给柜台内邮局的人员发现了，大声呼叫着从柜台内翻越出来捉他，亏得刘晓机智逃脱，才又一次躲过了危险。此后，听说刘晓去了江西中央苏区，解放后任我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父亲就再也没有会见过他。
     父亲到上海以后曾在君毅中学、南洋模范中学任教，并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专、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等校的化学系讲师、副教授和化学教研组主任。他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一生没有做过坏事，具有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期间，汪精卫政府在上海成立伪交通大学，动员原有的教师到校上课；父亲坚不担任伪职，愤而辞去了交大化学系讲师的职务，从此陷入了失业的困境，有一度全家以碎米、麦粞度日也难以为继，甚至靠典卖一些家具杂物维持生计，但父亲不为所动，坚决不回伪交大。当时，南洋模范中学的沈同一校长听说了这些情况，又知道父亲富有教学经验，在交大教化学具有相当的水平，就聘请父亲到南模高中部任教。从此，父亲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和教学工作岗位。
     在南模教书期间，父亲徐宗骏在教学上始终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而且他能结合新的形势来充实自己的教学内容。记得在1945年美国向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以后，他立即收集了和原子弹有关的铀235和铀238的资料，在课堂上讲解，使同学们增加了许多新的知识。他为人正派，身教重于言教，我的姐姐和我都在南模读书，我们同样听他的课，参加他的出题考试，但他从来不向我们泄漏考试题目，甚至连复习的重点也不透露，一切要我们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解放以后，父亲担任高三女班班主任，他满腔热情地和学生一起投入了对新的革命理论的学习，重新焕发了青春。他每次上课，从不缺课，从不请假，从不迟到早退。1953年，我的母亲不幸病故，那天正值父亲在南模有课，当时母亲的遗体还在太平间里，父亲忍着悲痛，戴上一块黑纱，照常不动声色地认真上完他该上的一课，全班的学生都不知道老师的亲人刚刚去世。之后，学生们知道了实情，都非常感动，自动列队去参加母亲的葬礼，并劝父亲节哀。有一位学生把这个平凡而动人的故事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做《一块黑纱》，登在文汇报上，父亲看了很是感动，更加忠诚于教育事业，而且他十分珍惜学生对他的敬爱之情，把这篇文章剪下来珍藏着，直到他1987年去世之后，我翻阅他的笔记本，才发现里面贴着这份纸质已经发黄的剪报。
     父亲徐宗骏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他以他的平凡劳动为教书育人做出了贡献，像他这样的教师是值得学生们永远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