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老爸：从29日晚的新闻联播中获悉，文论泰斗近百岁的钱谷融先生在沪辞世，与“五四”运动同龄。作为现当代文艺理论大家，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等。2014年12月，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钱谷融一生最重要的一句话：文学就是人学。 熙叔叔是钱谷融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华师大中文系学生，他满怀激情写下了回忆钱谷融教授的文章，追忆其坎坷一生和学术成就，内容生动丰富、思想意境深刻，师生感情真挚，也让我对钱老先生的人品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文章观照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变迁和进步。《南通周刊》第一时间以整版篇幅刊出此文，纪念这位德艺双馨的文化老人！知道您对文化人物都感兴趣，我在征得熙叔叔同意后，将他的这篇文章放进您的网上纪念馆中，让您也看看，让您对世事有更多的了解。老先生是在他虚岁99岁生日那天，在大家祝福中安详离世的，也算是圆满的。衷心祝钱老在天堂仍能从事他所喜爱的事情！ 缅怀百岁钱谷融先生 徐景熙 2017年9月，我有上海之行。列入日程的，是我的大学同窗高文池教授与我早早约定的，9月21日要请钱谷融先生吃其最爱——澳洲龙虾，离先生家不远的酒店包间也预订了。 孰料20日接文池电，说上半年被发现前列腺病变的钱先生突然双腿肿疼，当日住华山医院。21日文池即亲去医院探望，钱先生得知我已专程到上海，爽朗笑道：“请告，谢谢！待我出院后一定补吃澳龙。” 因为我记着金秋10月将举行钱先生百岁华诞纪念文集首发式（先生今年虚岁99，按中国人惯例，做九不做十），打算届时再去上海，就于9月27日返通。不料28日晚9点多钟，传来先生仙逝的微信。巧的是，9月28日适逢钱先生的生日，先生是在病房亲自切好蛋糕、电视台摄像毕，于鲜花丛中安详地离去的。 《论“文学是人学”》与终身成就奖 在当代文学史上，由某部作品成就一位作家的现象较多，如杨沫与《青春之歌》，曲波与《林海雪原》，梁斌与《红旗谱》；但要说因一篇论文享誉海内外而且具有长久学术生命力的情况似未与闻。而钱先生就是这方面鲜见的杰出代表。 1957年3月，华东师大召开大型学术讨论会，在校系领导多次号召下，一向谨慎、未在报刊上发表过论文的钱先生，勉力于2月初写就阐述文学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中心，肯定人道主义的历史地位，研究文学如何表现人性和典型性的《论“文学是人学”》3万5千字长文，提交大会，受到重视。《文艺月报》于5月号全文刊出，5月5日的《文汇报》在“学术动态”栏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为标题作推介。不多久，形势骤变，反右开始。此文立即在全国范围遭讨伐。据说周扬同志看了此文，心里爱惜钱先生的才气，将此文尽量往学术问题靠，钱先生才得以漏网，未打成右派。 1959年我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适逢建国十周年大庆，学校又动员教师提供科研论文。钱先生得了教训，不再写文艺理论文章，提供了一篇《〈雷雨〉人物谈》，很快又遭批判。1960年上海市作家协会举办长达49天的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讨论会，把钱先生作为重点对象。 “文革”爆发，钱先生自然难逃厄运……其“罪行”依然离不开那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 “文革”结束，云开雾散。但拨乱反正任重道远，左风犹存。1978年上海高校首批职称评审，当了36年讲师的钱先生仍被列入“另册”，竟未取得副教授申报资格，引起学界不满。1980年，学校让他直接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后他斐声教坛、文艺界。他先后出版了几本理论著作，其中重头文章总是《论“文学是人学”》以及《〈雷雨〉人物谈（系列）》。有关文献介绍先生时，无例外首提《论“文学是人学”》在当代文论史的地位。本世纪初，上海评选建国以来社科论著原创奖，钱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毫无争议地名列前茅。2014年底他获得上海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颁奖词评价他作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的一代大家”“理论、评论、赏析皆有传世的独特建树”。 “无为”与“有为” 建国后，上海高校中文系师资队伍，数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最强。由于1957年反右运动，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许杰、副主任徐中玉以及三十年代曾与鲁迅有过交集的施蛰存三位大家被一网打尽，伤了元气，师资已不如复旦。因此我们59级进校时，学校特聘左翼老作家王西彦讲授《文学概论》，文学专业的学生受益匪浅。 至新时期，上述三位大家和钱谷融先生都复出授课，带研究生。更因为徐中玉、钱谷融两位先生健康高寿，一大批博士研究生如雨后春笋，破土成材，渐成气候，活跃于上海、全国教坛和文坛。由于钱先生的专业是文论和现代文学，培养的出类拔萃者如王晓明、许子东、殷国明、杨扬、赵丽宏、格非……等教授、作家更受人注目。 钱先生带研究生，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戏称“散养”。先生借法国美学家泰纳的话，说学生一要有天赋，二要肯努力。教师的责任是，考量选择什么样的土壤更适合哪一种植物成长。先生认为，“带研究生工作就是来料加工，他们都是有底子有学识的，老师的作用只是发掘其才能和天赋，而不是灌输知识。”他要求学生：做人必须正直和诚恳，治学必须严谨和踏实。 但钱先生的“无为而治”决不是一味地宽容，更不放任。他尊重每位学生的个性和治学方式，在日常交流中，以至在和学生打桥牌、下棋、吃饭时，了解学生近来在读什么书，有些什么困惑和思考，写文章有何进展或突破，学生在爷爷辈的先生面前毫不拘束。但是当钱先生发现学生成长中有原则性的毛病，还是要单刀直入地指出来。比如，他很欣赏所带博士生李劼的才气，但对李劼时有流露的偏激情绪，对其易为某种冲动所左右的习性，则感到不安。一次先生在报上读到李劼写的《谢晋时代应当结束》，当即找来批评。钱先生认为，“批评他倒不是因为他对谢晋的评价与我的很不相同，而是因为他所采取的这种轻率武断的口气……他对谢晋的导演艺术有什么意见，这都是可以提出来讨论的。但决不可以用一种法庭宣判式的口吻说话。”“我们过去吃这类批评的苦已经够多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盼望着能有真正的学术上的讨论和争鸣。” 这就是爱护与严格相一致，“无为”与“有为”的统一。 散淡超脱与赤子之心 钱先生本人一再坦陈，自己爱读书不爱写作，是个既无能又懒散的人。这自然是他的自谦之词。他反复强调，在学、识、才三者中，才是天生的，学是可以积累的，而唯有识是极难得的。他强调写文章能够深入浅出才是境界，他认为深入不易，浅出更难。 他作过严格的自我剖析：“在现实生活里，我最不喜欢的是拘束，最厌恶的是虚伪。我爱好自由，崇尚坦率，最向往于古代高人逸士那种光风霁月、独来独往的胸襟与气度。名、利，我并不是不要，但如果它拘束了我的自由，要我隐藏了一部分真性情，要我花很大的气力才能获得，那我宁可不要。”“那种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一味随风向翻筋斗的人，尽管偶尔也能名噪一时，对于学术终归难有真正的建树。” 先生的高足王晓明针对一些人提出的，为什么钱先生名声如雷贯耳而论著却较少的幼稚的疑问，严肃地答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即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被延续批判20年的“动辄得咎的形势下，恐怕也只有随时自我调整的人，才可能保持勤奋和高产。”因此那20年间的钱先生“就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不断地停笔……当文章上的功业竟要以谀世作为代价，洁身自好的人便只能放弃它。”“但我要说的是，他却也因此更多地保留了一份内心的坦然，和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他似乎并没有付出那么重的自我迷失的代价。这就是他那些为数不多的文章，为什么却能获得很大声誉的原因。” 无论写什么文章，他总是面向艺术和诗意，他投出的始终是一种审美的目光，他总能传递出对于博大的艺术世界的向往。 他的文笔的最大亮色，就是对人对人性的尊重，对艺术的痴情。强调文学是“人学”，辨析文学的性质、特征和魅力，其立论根基均在于此。因此，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他的艺术见解前后相当一致，有所深化，但绝无忽左忽右的摇摆。在他那一代的文学研究者群中，能对自己走过来的人生道路、学术生涯持如此坦然轻松的心境，学界能有几人呢？ 与前述钱先生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博士生、青年才俊相比，我是钱先生的老学生了。2009年，钱先生收到我的50年论文自选集后，他对我说：“拿到了，我就看了你1961年初《解放日报》文艺版和1965年尾《光明日报》学术版两篇文章，深得吾心。你的路走对了，以你的年龄，不必去参加课题组活动，保持你写论文的个性，写论文更能训练自己。”先生不止一次对熟识我的老学生说：“景熙是好人，他很谦虚，勤奋。”这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近多年，我大学同窗高文池教授在日本任教近20年后，正式回沪定居。文池爱戴、崇敬钱先生，多次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外语学院以及后来去日本高校任教受到钱先生帮助的细节告我。说到动情处，眼含泪花。 文池在上海外语学院担任系副主任时，他任主编的现代文学教材出版前，钱先生欣然为之审定并作序。文池申报副教授职称，钱先生亲自为其写鉴定意见。 后来，文池被公派去日本讲学一年。由于工作出色，日本高校有意长聘他任教职，但需要国内知名专家出具详实的评价。身在日本的文池考虑再三，挂电话请他在上海的同学娄胜亚去钱先生处求助。时值酷暑，时间已晚，性急的娄同学立即骑车去钱先生家。已休息的钱先生听说此事，爽快地说：“你坐坐，我立刻写。”事毕，娄同学正要离去，钱先生说：“等等，还得补充。”重新坐下来，扭亮台灯，工整地写了近半页纸的钱先生个人学术头衔，并再次郑重签名、盖章。他笑着对娄同学说：“这也是对日本大学的尊重。我这些平时都淡忘的名分，今天为文池都用出来了。”向来散淡超脱的恩师竟如此赤诚、细致地帮助一位正在异国奋斗的老学生，文池如何不动情？ 也因此，文池每次从日本回国，都要去拜望钱先生。文池回沪定居后，每年春节后要请先生在附近酒店吃饭。知道先生爱吃炒鳝丝、炒虾仁，尤爱澳龙和日本生鱼片，文池次次不忘点这两道菜。2016年3月，文池约我同去看钱先生，由于要等我到沪同往，事先未能与酒店约定必用澳龙。那天，正巧澳龙缺货，大堂经理征求钱先生意见后，特意花半个多小时从其他酒店调拨一只2斤7两重的澳洲大龙虾。席间，师生欢声笑语不断。 本来约定2017年3月三人再聚，不巧钱先生身体不适而住院。文池待先生出院后，曾单独叫了澳龙外卖，在先生家中两人用餐。当时相约，待9月我到沪后与先生的博士生殷国明教授4人聚会，结果如本文开头所述，未能实现…… 如今，斯人已逝。但按照中国人的习俗，百岁高寿，已属喜丧。先生在生日当天，在他子女、学生、领导、鲜花、烛光簇拥下，无痛苦有尊严地走向天国，是可以告慰于所有亲人的。 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将嘉惠后人，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