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遗体捐献实现者钱乃慧的爱人，自己也是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我的老伴是1944年入党的老党员，建国前积极参加邮电地下党活动，向反动当局展开斗争。建国后，他长期从事邮电通讯建设物资供应管理工作，曾被评为邮电部门优秀党员、优秀离休干部。
    
     作为一名享受局级待遇的离休干部，老钱个人的物质生活简朴到令人吃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和一只老掉牙的公文包伴随他几十年，一套灰色中山装和儿子下放农村时穿过的衣衫就是他的“行头”。那几年我们家中的陈设，也是“寒酸”的可以，既不见冰箱、彩电等高档电器的踪影，也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我家所过的低水准生活与我们的经济收入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以致有些不了解老钱的人心中总有些嘀咕。他离休后，有几次远道而来的老友相聚。谈笑风生中，老友们也总会提及他对自己太苛刻，握手告别时会戏谑地叫一声：“迂兄再见！”
    
     其实老钱并不“吝啬”和“迂腐”。1994年，老钱体检时医嘱要拍CT。在等候时听说一针试剂价格要900多元。他马上叫我去退掉：“何必让单位出这么多钱！”医生一个劲地劝说他：这是进口针，决没反应……他却头也不回逃下楼去。
    
     安徽发生特大水灾的消息传来，他先后向灾民捐赠了800元；社会上发起“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活动，他和我一起扶持着找到团市委，认定每人每年捐款200元,他逝世后捐款继续，俩人累计到2000元；94年管理局成立“扶贫帮困基金会”，老钱得知后主动赶到单位，局领导告诉他这是在职员工捐款，离退休员工不须参加，可他恳切地说：“钱一定得收下，这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心意。”
    
     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踏着“老坦克”去探望卧病的同事，并送上自己的慰问款。而第二天突发脑溢血抢救时，医生看到他穿的内衣打满了补丁，不禁潸然泪下……
    
     老钱走得匆匆，太匆匆，我们都感到十分震惊和惋惜。更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直到他去世，大家才知道他生前早已悄悄办理了遗体捐献的手续。这事早在七年前已经决定了。那天老钱和我无意中从一位医学院学生口中得知，我国用于解剖的尸源十分紧缺，有的医学院还在用解放前的尸体进行医学研究，当即决定一起登记身后遗体捐献。为了不惊动单位和同事，当时都没有要单位盖章。
    
     钱乃慧同志告别仪式是在医学院捐献接受站举行的。“鞠躬尽瘁死而捐躯”，是高悬在告别会场上的挽联。低缓悲怆的哀乐声中，同志们默默地和静卧在鲜花松柏丛中的老钱作最后道别。一团散发着无穷热力的生命之火熄灭了，但我相信，“有的人死了，但他仍然活着”，老钱平凡的生命在奉献中得到延续，他永远活在我心中。
    
     当我看到报载消息，上海福寿园树起了全国首座“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我和孩子马上赶去祭扫。站在庄重肃穆的纪念碑前，我心中涌起一种特别欣慰的情感。捐献者甘愿悄然离去、奉献社会的意愿，在纪念碑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不仅被社会肯定，还延伸为一个永久的纪念日。这怎不使我感触万分、心情激动？！
    
     在碑上寻找老钱的名字时，发现我们的挚友、患难之交的战友沈切的名字和钱乃慧同刻一列。我静静地把两束佩有纪念卡的鲜花敬献在碑前，心中默念：“安息吧，各位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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