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1964年2月北京外文出版社正式以日文版出书，由中国国际书店发行，日本读者花田稔之曾写信请《人民中国》编辑部转来，大意是读了此书后对穆汉祥非常崇敬，请你到烈士墓前代他敬献鲜花一束，以表达他的心意。这些信件当年你都以照片形式保存了下来。 以上都说明当年这本烈士传记的影响可谓广泛深远，得到了众多好评。 那些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吴伟厂长曾经与你联系，想将这本文学传记改编为电影剧本，拍摄成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你应约考虑改编，老剧作家于伶、宣传部文艺处长章力辉都有兴趣，主动参与合作，讨论、酝酿、改编，大约两年左右，你们终于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稿。首先于1964年3月在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电影剧作》刊物上发表，题名改编为《曙光在前》；然后海燕制片厂开始组织编、导、演人马班底，根据电影艺术剧本拍摄的要求，从政治角度、思想内涵、艺术处理等各方面，都投入了较长时间、认真详尽、深入细致地反复讨论和修改，数易其稿，如今这些厚厚的一叠叠复写的手稿材料，还躺在你的遗物里，这些都只能成为历史了。这些编导同志们当年为准备拍摄成电影所花费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思考力等等而付出的代价，都成为了无功无效劳动，他们如今都安在吗？我感念他们。 当年究竟是什么原因，未能继续进行电影的改编拍摄？你也没有告诉过我，我估计可能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吧？因为你后来被调到市委写作组去了，再以后文革风暴又即将开始，因此再也没有时间顾及到这一头了。拍摄一部歌颂烈士光辉形象的电影故事片的计划，也只能“胎死腹中”了。非常可惜！ 但我从你所保留下来的资料看，似乎余音缭绕，意犹未尽。1976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还曾考虑重版此书的，经你修改并增加补充某些章节，铅字排印成的样本稿已在眼前。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76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数件大事：三位伟人在同年里的相继病逝；唐山大地震造成的惨烈状况，都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伤痛；而当年10月，四人帮的粉碎，宣告文革的结束，那么这本书重版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也只能成为历史了。 不过穆汉祥的墓碑依然在交大校园矗立着，永久让后人瞻仰，年年都有后人为他敬献鲜花。我感慨的是：穆汉祥烈士当时是因为参加中共地下斗争，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努力奔走呼号，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投入国民党的监狱，而被枪决，他的牺牲是光荣伟大的。 而你解放后入了党，一辈子勤奋努力，听从党的召唤，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是党的忠诚战士。新中国成立27年后，却因党内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却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度过了十八年的漫长岁月，身心备受摧残。出狱后带着年老多病之躯，抱着为党史负责、为历史负责的态度，日夜伏案写作，作为经历者、过来人，记录下文革事件中的具体细节，来龙去脉。不料最后会突发心脏病而告别人世，带走了许许多多我们和后人都不知的故事…… 你们两位都应该算是人才，分别在解放前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不同的战线，为祖国为人民作出过贡献的优秀人才，可是在两种政治、两种制度的复杂多变形势下，其结果都遭受了灭顶之灾！让人悲痛至极！感慨万分…… 但是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敬仰烈士精神所撰写的出版物，虽然六十多年过去了，该书已经稀有，几近绝迹，但你歌颂烈士、纪念烈士的精神已经留给了后世，得到了公认首肯，这是历史的真实，无可抹去。交大校史博物馆里，实事求是地将你书写的《党的儿子穆汉祥》一书陈列展示出来，就是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 景贤：明天就是你离开我们九周年的祭日，我将这一情况告慰于你，也谈了我的感想。希望你能看到！ (我在交大校史博物馆的照片已放在纪念网照片栏目中，请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