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总理（之三） 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敬爱的周总理陪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到上海访问。总理许久没有到上海来了。列队等候在机场的欢迎群众包括机坪边上一批大专院校的学生，发现是总理陪着外宾走下飞机时，感到又惊又喜。他们把外国贵宾忘记了，大家争着看总理。队伍散乱了，后排的人推拥着前排的人。当总理走过队伍前面的时候，有些青年学生伸出手来想和总理握手。总理看到这批可爱的青年人，就热情地伸出手来，和他们逐一紧握。这时，已经握过手的人雀跃欢呼，没有握过手的人蜂拥而上，一下子大批人群把卡翁达总统和周总理团团围住，挤得简直水泄不通。总理一边要警卫人员赶快保护好卡翁达总统，以免被挤伤，一边示意群众应该和卡翁达总统握手，向外国贵宾表示热情欢迎。而他自己，却被挤在那批热情过度的学生中间，寸步难行，但他还是向他所钟爱的这些青年人边握手边做工作。他喘着气，还用自己的身子挡住挤过来的群众，卫护着在他身旁的卡翁达总统。那时，前面几个机智的警卫人员走在前面努力开道，才把卡翁达总统和周总理送上了车。而我，正走在总统和总理的后边，眼看这样挤得乱成一团的群众，我不但没有努力向群众做工作，更没有挺身而出挤上前去卫护贵宾和总理的安全。我当时完全成了一个束手无策的胆怯的“旁观者”。 到了宾馆以后，总统休息了，我们向总理致歉，说是队伍没有组织好，秩序很乱等等。但是，我们的总理——已经被挤得疲惫不堪的总理，却一再说：“是我不好，不能怪那些青年人，是我向他们伸出手来，这样才使队伍乱了，是我不好，对卡翁达总统是失礼的。”他老人家说这些话的时候，是那样真诚，又是那样充满着对外宾的尊重和对年青一代的热爱。 我们的好总理，你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典范，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楷模，是自我批评的榜样。而我，却至今才想起来：应该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啊！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日 恩来同志断片 他早知道自己得了膀胱癌，那还是一九七二年的事。可是他想到的不是一己的病，而是人民、工作、革命、革命……这本来并非“不治之症”，早期发现，早动手术，至少可以防止癌细胞的扩散，但是这就得在腰际挂上两个排尿的袋子。他拒绝了，他说：挂上两个袋子，叫我怎么参加政治活动！ 对于自己越来越严重的病，他隐忍着，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流露过。相反，他对别人的病，都是切切在心。他知道有人得病难以进食，就说，做一些芝麻糊的甜汤，也许容易下咽。可是，他自己到最后的时刻，滴水难进。一个时刻替别人着想的人，实在不应该让他经受这样的痛苦呵。 他爱祖国、爱人民，带着病躯在七二年陪外宾去了龙门石窟。在面对着璀璨的古代文化的结晶——一尊尊雕塑精美的石像时，他该有多少浮想和思绪。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珍惜着中华民族勤劳杰出的创造，他眷恋着祖国大地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不忍离去，不忍离去。石像啊，你们如果有知，该把他留住，把他留住！ 接着，是他生平最后一次来到上海，他要去看看那条滚滚流淌的黄浦江。江风吹拂着他的斑白的鬓发。他显得那样从容、安详。问起港口的建设，垂询进出的船只，还提醒要注意轮船的煤烟给这个城市带来污染。这里是他长期战斗过的“故土”之一，他还是不忍离去，不忍离去。但是，谁看得出他是一个身染重病的人呢？ 他也有愤怒。在病榻上，当他听说有一个干部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时候，他激动地爬起来，站着挥舞双手，气愤地喊道：这种人拿了钱，吃了饭不干事，可耻！活着有什么用！ 没有痛苦的人是不存在的，难能可贵的是他能用坚强的毅力和乐观的精神去战胜痛苦。当他的癌细胞转移到肠子痛得腹部都要炸裂的时候，他一遍遍地倾听着刚公开发表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当听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的时候，他笑了。但这绝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形象：双臂抱在胸前仰天大笑的他了。我觉得，这种躺在病床上含着极度痛楚的笑，同样是真诚的，但是更感人、更揪人心肺。 “切嚓、切嚓”，在他的枕边，放着一只用了多年的“上海牌”手表。因为用的年代很久了，秒针已经掉落。有人曾经拿着一整盒新颖的各式各样的上海制造的手表，供他挑选，可是他拒绝了。还是那只掉了秒针的表，始终伴随着他。直到他生命垂危的最后几天，他一定要每天亲自给表上弦，他用颤抖而无力的手，旋着发条，还说：我不能做什么事了，开开表还是可以的。“切嚓、切嚓”，这细微的声音，应当每天响在我们的耳畔，催人奋发，促人向前！ 一天，病室的门打开了，他最熟悉的也满怀尊敬的身影出现了：毛泽东同志迈着不便的双腿，亲自来看望自己的战友。这一对并肩战斗了五十多年的同志和战友，他们见了最后的一面……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