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登载朱永嘉伯伯的《怀念在提篮桥的六年监狱生活》(节选)，伯伯的回忆文章我们已多次阅读过，并从中了解到不少当年的境况，因为父亲在出狱回家之后，从来不提十多年监狱中的生活细节及不开心事，只是在早年的狱中家书里简略告知一点点他在那里的生活境遇。肖木叔叔也曾跟我们说过，时常做到监狱中的恶梦……我能想象那十多年的牢狱生活对父亲他们来说是怎样的心理创伤啊！看了伯伯较为详细的叙述，他故意写得尽可能轻松，实则种种经历真是很令人难过，包括肖木叔叔写的《你走了，轻盈宛若白云》中透露的父亲狱中吃饭的细节，他们能熬过来活着出狱，太不容易了。父亲那么早的去世，是与他长期在狱中承受着压抑的情绪、艰难的生活、精神压力的摧残密切相关的。父亲的性格实则没有老朱伯伯那样开朗豁达，他把许多痛苦都埋在心底不说，而回家后呈现给我们的是尽可能多的经历过暴风雨后的快乐。老朱伯伯此篇回忆文章有一万五千多字，我们只从中节选出几个小段落放在父亲纪念网上，想告诉父亲，他的苦难经历不对我们说，我们也知道！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上朱永嘉新浪博客全文阅读（现改名杨浦阿刚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e3afd90101g07a.html 怀念在提篮桥的六年监狱生活(节选) …… 就我而言，对提篮桥监狱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在那儿足足蹲了六年的时间，对里面的人和事，对里面的景物，实在难忘，有时还呈现在梦中，似乎我仍在那牢狱中，是一份很难忘却的记忆。我不知道这所监狱能不能留下来，还是先把我在提篮桥这六年难忘的生活记忆，用文字比较客观地把它保留下来吧！没有任何控诉的意味，只想如实地诉说，或许还有一点趣味呢！ …… 我原先在隔离室是单独关押，按理说，我们作为政治犯，被判刑之后，也应该单独关押的。但是，为了更严密地控制我们，到了提篮桥监狱却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我住进去的那间监房，只有三点三平方米，地板是水泥地，上面铺了一块木板，关押三个人在里边，那是非常拥挤的了。前面是铁栏和铁门，铁门上锁的，狱警巡查时，我们全部都在他的监控视线范围之内，没有一点遮掩的地方。在监里，犯人要穿囚服，理发要剃光头，我受优待，剃了一个小平头，倒也舒服。大概一个月有一次理发的机会。狭窄的牢房里没有床，也没有椅子，大家都盘腿坐在地板上，面对着铁门。墙角还要放一个马桶，大小便都在监房内，每天早晨有劳役犯来倒马桶，一天三餐是劳役犯送来，也蹲在那儿用餐，饮水早晨发一杯。吃喝拉撒都在小监房，其味是五味杂陈。我们还要经常被强迫在这里面劳动，白天把棉被折叠成方形堆在一起，然后在地板上拆纱头，那是把棉纺厂和服装厂生产多余的零头布，拆成纱头，给工人擦拭车床油污用的。天地尽管那么狭小，还得保持监房的整洁，不断有人来查卫生。在牢房里睡觉太惨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三个人不能朝天平睡，要侧着身子才能睡得下。谁也不能蜷腿，因为那样别人就无法睡了，翻身时要三个人一起翻，所以弄得大家经常睡不好觉，精神上的打击，肉体上的折磨，那很痛苦啊。作息时间是固定的，六点起床，九点睡觉，听哨声铃声指挥，整个生活都带有机械化集体化的特征，这大概也是以现代工业化管理的方法来管理犯人，而犯人的生活完全带有军事化的特征，一切都是整齐划一，不能有个性的自由。 …… 有一次接见家属的时候，我盘算了一下，留下还有八年的刑期，还有九十六个月，换一句话说，要经历九十六次接见，这种对亲属和自己都是既盼望又难耐的等待的苦难的日子实在太漫长了，这种折磨人的生活如何过呀，得想一个办法来改善自己呆监房的处境。 作为政治犯与刑事犯的待遇没有区别么？没有区别。刑事犯努力改造还有减刑的机会。政治犯则没有刑期的变化。除非政治形势上有某种需要，这不是个人的努力所能决定的。有没有可能向上面提出改善环境的诉求？我知道这时提了也没人来理睬你啊？好在那个老熟人李庸夫后来当了上海市司法局长，给我们这些人提供了一些方便。李庸夫过去是市委书记梁国斌的秘书。在六十年代，大家一起在康平路办公厅见面，上楼下楼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知根知底的。文革时梁国斌倒霉，他去了黑龙江农场当慰问团；文革结束以后，他反而出头了，成了我们的专案组长。我被收押进提篮桥监狱后，记得李庸夫来看过我三次。第一次他来看我时，我有意不与他照面，前阳台的事务犯对我很好，他偷偷过来给我讲李庸夫来看你了。于是，我就故意低下头拼命拆纱头，把眼睛和手的距离放得很近，表示光线太暗，看不清，你们还要强迫我们劳动，意思是让他了解牢房的生活条件的真实状况。李庸夫在我监房看了几眼，什么也没有说，回头就走了。 …… 我们好几个人都关在一个楼面，包括徐景贤、王知常、肖木，还有曾经在游雪涛小组搞简报的李家政等人。但是，大家都没有机会照过面，相互间并不知情。过了一段时间，李庸夫第二次来看我。这次他把我们几个同案犯召集在一起，在大队的办公室一起见面。这样我与徐景贤、王知常、肖木及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他们终于又见面了。这次由于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以后，李庸夫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状况，见我们精神状态还不错，他也就放心了。 从那次会见以后，八大队开始组织我们这批同案犯在一起学习讨论问题了，当然是在他们干警参与下进行座谈讨论的，所谓监控嘛。同时，从那以后，我们可以在监房门外的走廊上散步了，不用成天关在小监房内，坐在那里一点也动弹不得，人不能走动生活怎么过呢？ …… 有一次，王知常对我说：监狱想在犯人中办一个大专班，要请我们做教员。于是，我一口答应，我说这个办法好，人活在世上，总要做一点于人于己的善事。这样我们便帮助监狱办了一个文科的大专班，招了四十多个学生，那些学员都是很年轻。我记得有一个叫周天安的，性格很倔，但为人很讲义气。这些人处理得好，是一块好料，能干一番事的料。学员中还有几个女学生呢！她们从女监过来听课，帮她们从初中文化补起。同时，从监狱犯人中找了几个理科出身的犯人，其中有张杨、张曰梁，他们都很有水平，这样成立了一个教研组。张曰梁后来在新疆，张杨在北京，后来都与我有过交往。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搞教育，有二十八个学生犯人参加了电大考试，据说考分还是全市第一呢。有一次，我还曾去女监给她们上大课呢！男的犯人进女监是很少很少的，也有女的干警到我们这儿听课。尽管环境仍然是监狱，但是在这个小环境，我还能自得其乐。 …… 李庸夫这个人有政策水平。他第三次来找我们，也是在八大队的会议室。他是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你们在里面能否写一点关于文革的回忆录。他还说过可以为我们准备材料，帮助我们回忆，讲还允许我们在一起可以互相议论。这件事他说了一次，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我想大概政治气候还不允许吧。其实他这个建议是对的。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允许、鼓励和支持溥仪那些晚清君臣、国民党战犯、特务犯，还有汉奸犯人等写回忆录。记得文革后期，提篮桥监狱还关着一些汪伪时期的人物，他们想写回忆录。我知道后，说这很好啊。汪伪那段历史还得有他们这些当事人来说才行呀。我让写作班历史组黄美真来做这件事，后来他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我不懂现在有关方面为什么对我们这些人仍是那么高度防备，他们究竟害怕我们什么啊，做啥动不动说那条高压线不能碰。高压线在哪里，又会伤害谁啊！究竟是什么东西见不了天日啊！ 我回家以后，还常梦见在监狱的艰难生活情景。肖木对我说过，他梦见监狱都是被恶梦惊醒的，心中悲凉。我说我很少有这种情况，实际上肖木在监狱编《劳改报》，还绘画写大字，他活动的地盘比我还大一些，我感觉到他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思想上委屈的很。可能各人的心理感受不一样吧。我遇事都达观一些，他比我多愁善感一些，在个人情感上我麻木一些，对什么都无所谓的。 当然，肖木作为王洪文的秘书，在北京被审查期间，逼供信什么苦头都吃过了。他曾经对我说过：晚上用大灯泡对着他照射，前后左右，二十四小时都站有武装军人，不让人休息和睡觉，他就是由于受到这样的残酷折磨之后，精神上产生恍惚的神态，好顺着他们的诱供走。他们曾经要他招供王洪文他们企图准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或者准备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清洗异见分子和打倒老干部，并说，只要你招供了，前途是光明的。他认为根本没有的事，叫他如何写材料啊？假如按照他们的诱供写了所谓的证明材料，那不是害人害己吗？他当时认为怎么可以乱咬乱说啊？这是一笔历史冤债，如何对得起未来的历史，今后如何向儿女子孙们交待呀？反正一死，如果按照他们的诱供写了材料，就要被灭掉活证据，他认为自己肯定会被害死的，因为死无对证，王洪文他们是有嘴难辨，这是政治斗争中的常见的狠毒手段。所以，他宁死不屈，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绝不血口喷人，不上他们的当。肖木当时有这些想法也很自然。他太紧张了，有一点过敏了。审判四人帮前，我也曾乘专机被押到北京关在秦城监狱，要我作证，证明姚文元也是武装叛乱的主谋。我想这个事情难办，硬顶也不好办。于是我想起，在毛主席去世以后，姚曾指示我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时，提前编一个专题，即赫鲁晓夫是如何上台的。我是受这个启示，所以参加了上海的武装叛乱。开始他们拿到这个材料很高兴，后来就不找我出庭了。最终他们才想明白拿这个材料作证，对他们的审判很不利。所以我在北京安心读书养病。李庸夫还来秦城监狱看我，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在读《汉书》，他说让我好好读书，将来还要用我。所以我先后在北京的秦城监狱与复兴医院蛮逍遥的，对审判四人帮的事不闻不问，一心只读圣贤书。 …… 问题是我们这一批所谓的“犯人”，所以被关押是上层某种政治斗争的需要，却把我们当成刑事犯关进牢房进行所谓的改造。它只是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环境，从思想观念上讲我从参加地下党的那一天起，依照入党的誓言，我始终都是共产党的忠诚者，是毛泽东思想的忠诚者，是出生入死为推翻旧中国三座大山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战士，都是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垦荒者。这个本质，不管承受多大的委屈，对党的痴心永远不会改变，思考的是如何在这样特定的环境下，保全好自己的身心健康，相信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深信自己今后仍然有机会为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一份力量的机会。其实王知常与肖木，我的同案犯何尝不是如此。 …… 提篮桥监狱又有东方巴士底监狱之称。我们知道公元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是以攻克巴士底监狱为其象征的。随后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巴士底监狱虽然作为革命胜利的象征，还保留在那里供人参观，但整个资本主义这几百年的历史还离不开监狱呀！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并不能取消监狱的客观存在呀！现在我们也不能取消监狱的存在，希望它如卡西莫多那样，虽然有一个非常丑陋的外貌，但却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内心世界，非常慈善地对待犯有过失的人，真心地保护那象征美好和善良的又被冤屈的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艾丝美拉达。但愿人间不再有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弗罗洛那样发狠心随意陷害善良的恶人。但愿人间不再使用绞刑架，那么即使发生冤案、错案、假案，还能有挽回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