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目中的父亲 　　　　　　　　——写在完成《狱中家书节选》后 五、 艰难的回忆录写作与未尽的文革反思 父亲晚年践行着自己提出的，“做一个豁达、坦荡的人”的人生要求，集中表现在前后两部回忆录的写作上。 这应该是当他还身陷囹圄、面对铁窗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过的。他要把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感受、思索，坦诚地、并力求真实地写出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就像他捐献出的遗体任由科学机构去解剖、研究那样，他留下的回忆录也任由今人、后人去作出各自的分析、评判。 第一部就是《十年一梦》。 父亲出狱回家不久，就开始着手找资料、列提纲做准备工作，整个写作过程是极其艰难的。父亲在那样一种特殊处境下，当然不可能像那些享受离休待遇的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那样，由本人口述，请一班子人来查阅档案，收集、整理资料，最后由别人捉刀而成。他非但不可能有助手，更无权查阅档案，就连当年自己的工作笔记、书写的文稿，也全都被作为“罪证”没收了。唯一能够参考的，只有已经公开出版的少量相关书籍和图书馆保存的那些旧报刊。至于寻找证人采访、共同回忆，那更会触犯“禁忌”，父亲自然不敢那样做。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主要凭借自己的记性，硬是一点一点把几十年前的事情慢慢回忆起来，先写出素材，再整理成文。有些文稿往往要修改好几遍，才在电脑上打印出初稿来。 春去冬来，年复一年，父亲就这样几乎是夜以继日地扑在书桌上，腰背驼得更厉害了，身体也更加虚弱了，经过近十年的辛勤劳作，到2000年底，第一部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才大体完稿。 上面说，父亲回忆录的写作过程是极其艰难的，但其实真正艰难的还不是写作，而是出版。 在这之前，父亲在完成其中几个单篇后，就试着向国内几家刊物投稿。得到的回音都是“很感兴趣，准备刊用”，“很有意义，希望继续来稿”。但他们又都表示“需要向上级请示”。一“请示”的结果，不是原稿退回，就是石沉大海。而与此同时，市里有关部门就不断派人来向父亲发出“警告”，不许他发表作品。父亲据理力争，说我现在已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谁也不能剥夺。对方却总是以“你的情况特殊”作答，根本不把宪法放在眼里。 在那些年里，父亲碰到的这类事太多了，留在我们记忆中较有印象的是湖北《今日名流》杂志那一桩。父亲给这家刊物寄去一稿，很快发表了出来。《今日名流》是一本很好的杂志，主编是位著名的作家，她亲自给父亲写信，说刊物准备为父亲开辟一个专栏，希望他继续一篇一篇写下去。父亲很高兴，列了一批选题，很快又寄去了一篇。谁知过了好几个月也不见回音。据说《今日名流》杂志因登载了父亲的文章而触犯了上面的禁忌，已被“勒令”停刊，刊物的主编和编辑人员也都因此而受到了“处理”。为此，父亲一直感到深深的内疚。 出于无奈，父亲不得不将堆得高高的书稿又从头到尾校阅了一遍，删去了某些敏感的字句，修改得尽量符合主流意识的口径，希望能在领导审查时获得通过。然后诚恳地写上一信，连同书稿，请有关部门转交给当时市委书记审查。在等待、企盼了近半年之后，得到的批示大意是： 此书现在不宜发表，留着等今后传给后代。 既然得不到领导恩准，只好自己找出路了。曲折而又漫长的寻求出版之路，就此开始。常常是已与出版商谈妥了，连出书合同都签署了，中途却突然来一个莫名的变卦。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市里有关部门作出了强有力的干涉。类似的游戏，不断重复上演。直到2003年底，父亲的第一部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总算在香港某家出版社出版了。抚摸着出版社寄来的厚厚的样书，父亲百感交集，说了一句话：“不容易啊！” 《十年一梦》出版，反应颇好。不仅父亲的新老朋友或打电话或写信来表示祝贺，也少不得说说他们的读后感：有肯定和赞赏的，也有指出不足的；还有境外、国外的一些朋友，许多从不相识的读者，也转来了他们热情的评说，至于网上的议论就更加热闹了。这使长期寂寞中的父亲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与此同时，好些朋友和读者觉得《一梦》“意犹未尽”，“深度也还不够”，希望父亲能“再写续篇”。父亲自己随着反思的深入，也觉得《一梦》主要还只是若干片断性事实的叙述，有些叙述也不尽准确；至于从整体上的认识和反思，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此外，十五年的狱中生活，回家后的和亲人团聚，与友人叙谈，也颇值得继续写写。这样，大约从2004年开始，父亲又有了撰写第二部文革回忆录的打算。但此时父亲已年逾古稀，加上体弱多病，长期的牢狱生活的种种后遗症又接连复现出来，上下楼梯要有人搀扶，走路拄拐杖也还是颤颤巍巍的。一次遥遥扶着他从椅子上站立起来，他苦笑着说：“遥遥，你说爸爸还能活十年吗？只要能再活十年，我一定把第二部回忆录写出来！”我听了一阵心酸，却有意装作很开朗的样子说：“爸，你怎么还是老脑筋呢？现在的老人都长寿，你不听人家说吗：七十小弟弟，八十多来西，九十不稀奇。何况爷爷都活到八十五岁了，你还是七十岁的小弟弟呢！长寿基因没有遗传在姑妈、叔叔身上，在你身上肯定会多体现一些的！” 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父亲就开始第二部文革回忆录的写作，定名为《梦醒时分》。这一书名既表明它与《十年一梦》的联系，又显示出与前书的区别：一个“醒”字，说明父亲决心将对文革和文革中的自己，作出更真实的反映和更深刻的反思。开头似乎进行得很顺利，过了不到一年，案头就积起了几叠厚厚的书稿。但到后来，像是遇到了很大难题似的，常常长时间的在案前低头沉思，或是凝神遥望窗外天空，不知在思考着什么？ 我们很想问问他，究竟碰到了什么难题，又怕反而干扰了他的思路。 我们很想为他分担点什么，又怕自己文革时年纪还小，根本无法理解那场闹嚷嚷的“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如果当时就知道不久以后父亲就将永远离我们而去，那我们绝不会让父亲再那样劳心费神，一定夺去他手中的笔，拉着他说：“求你啦，老爸！别再白天黑夜写什么回忆录了，放松一下，出去走走好吗？” 可惜啊，人生是单线的，它没有“如果”。 因为没有“如果”，它继续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着——可怕地发展着！ 2007年10月31日下午4时，父亲倒下了。就倒在他天天看书看报的沙发上，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纷繁杂乱的世界。 父亲实在太累了，他是累死的。不仅是体累、脑累，心更是累。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他2007年的去世，整整41年来他的心灵其实早已被煎熬、折腾得支离破碎、精疲力尽。他死于突然的心脏病发作其实不是偶然的，是文革10年加狱中15年长期精神紧张、心理压抑，加上回来后还不断遭受各种诬陷的屈辱，身心疾病的摧残等等使得体力透支，极度的心力交瘁而导致的。 父亲是如此的累，可他却不让我们小辈分担点什么。他甚至走的时候也不让我们送水喂药，服侍陪夜。呵，爸爸，你就是在病床上躺那么十天半月，让我们尽最后一点孝心也好呀，可你就这么手一挥走了，叫我们如何接受得了呢？ 父亲走了，带走了他那个时代的风尘，还有他自己身心的累累伤痕；留下的是一部尚未最后完成的《梦醒时分》，也许还有他来不及做出的更深一层的反思，和遥望窗外长天时，对自己发出的追问。 父亲究竟还想进行怎样的反思，我们自然再也无法得知。后来我读了父亲相识数十年的好友陈冀德阿姨的一篇文章《不为纪念的纪念——我与徐景贤》，似乎得到了部分回答。 很可能，使父亲怅然凝望，踌躇再三，感到难以落笔的，就是当年他被押赴秦城，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依据当时政治需要，向特别法庭作出的、那些并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交待和证词，其中特别是承认了主要由他发动的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陈冀德阿姨说得对：这么一个重大政治案件，认定有罪出示的唯一“证据”，仅仅是父亲“当时从工作手册上撕下”的一张写着“请民兵指挥部集中部分兵力待命，并派人去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等字样的纸条。更何况写着的明明是派人去加强电台、报社的“保卫”，而不是去“攻打”电台和报社，这能被证明是“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吗？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像是：华国锋发动了那样一场政变，却对上海实施全方位的消息封锁。我们父亲作为上海市主要领导人之一，当然负有守护一方土地之责。在无法得知北京发生了何种变故的情况下，理应作出一些预防性的应变措施，以克尽其职责。相反，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严重的渎职行为，一旦发生意外，将如何向全市人民交代？现在我们父亲履行了党和人民赋予他的应尽的职责，却被有些人说成是“反革命武装叛乱”，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当然，后来父亲不堪重压，对特别法庭作出了那样一些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交待和证词，人们有理由可以指责他性格软弱，批评他耽于幻想；但我们作为他的女儿，一想到他曾经承受了那么巨大的压力、心灵折磨和痛苦，只想到要仰天大哭！ 听母亲说，那年父亲被从秦城押回到上海囚禁地后，大病了一场，精神几近崩溃，甚至到了大、小便失禁，连母亲获准去看望也不认识的地步！ 父亲一定是为了使他的女儿、孙辈们能够身心健康地成长、生活，所以直到临终也没有向我们说起过自己心上还承载着这么多的重压。想到这一点，更令我们痛心疾首。 现在可以大致推定，父亲很可能就是反思到这一段时，觉得既已在特别法庭上作了证，又将证词白纸黑字收录于《十年一梦》，如今不知该如何再作出说明，还历史以真相。如此反复思考多时，也还是无法握笔成篇，因而最终也未能完成《梦醒时分》全书。 父亲去世后，已是老眼昏花、更兼风烛残年的母亲，忍着悲痛，怀着哀思，以极大的毅力，整理完成了父亲的这部遗稿。母亲与我们商量，父亲的这第二部回忆录用个什么书名好。因为我们都觉得，这是父亲的一部没有完全写成的书稿，加上他的反思也还有未尽之处，因而用“梦醒时分”恐怕不怎么确当，最后在父亲老朋友们的建议下，我们母女三人都觉得还是称《十年一梦续》为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