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目中的父亲 　　　　——写在完成《狱中家书节选》后 三、 法律，什么时候你才能公正、公平呢？ 父亲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远不止不准赴港旅游这一件。 从入狱期间到刑满成为公民，在长达二十余年时间里，父亲一次接一次地被人编造谎言，诽谤、诬陷。父亲多次提出申诉，却一直得不到有关部门和相关司法机构的支持。 例如，1986年9月，胡月伟在《小说界》第五期发表长篇纪实小说《四一二.上海滩.张春桥》后，又以《疯狂的上海》为名出版了单行本，一再无中生有地从政治上陷害、人格上侮辱父亲。当时父亲还在提篮桥服刑，读后非常气愤，向监狱领导写报告，揭露胡的诽谤、诬陷行经，要求予以法律保护。后来父亲还聘请了律师，对胡月伟的违法行为提起诉状。胡月伟在父亲所聘请的律师面前气焰嚣张，咄咄逼人，竟然说，“徐景贤是犯人，他有什么资格告我状？”“徐景贤犯了罪，我为什么不能虚构？”听起来有多么可笑！法律，此时你在哪里？？由于得不到司法机构的支持，此案后来一拖再拖，至今没有结果。 再如袁鹰发表在1987年第2期《文汇月刊》的文章中，借别人之口诬陷父亲在“文革”前的60年代初，与于伶、章力挥等合写电影剧本时，就是一个“接受张春桥之流特殊使命”的“特务”，并捏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父亲通过监狱领导，向有关法院投递诉状，提出：请问袁鹰先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60年代初，张春桥曾成立过“特务机构”，我徐景贤又是如何参加他的特务组织的？……但法院却不予受理，此案最后也不了了之。 此类不公正的遭遇，在父亲已经刑满释放，依法理应获得完全自由后，却继续不断发生。如某作者在2002年1月24日《新民晚报》发表《贺胡道静先生九十华诞》，内称：胡道静“死”过三次，第二次是1972年李约瑟访华，要见胡道静，其时上海市革会副主任徐景贤答曰：“此人已死。”父亲看了十分诧异， 当即写信给《新民晚报》。父亲在信中说：“我根本不知道李约瑟访华要见胡道静这件事，也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作者这种写法已构成对我的侮辱和侵害，当事人俱在，不难查明。为了对读者、对我和胡道静先生负责，不再以讹传讹，请报社派人调查后予以更正，并将结果告我。”编辑部复电说是“正在处理中”。但“处理”还未有结果，作者却又将此文上了他的网站，进一步向海内外扩散这个谎言，对父亲造成更大伤害。为此，父亲特地下载了他网站上的文章，复印一份，再次致信编辑部，希望能及早在报上作出更正。其后父亲多次致电晚报编辑部，总是应付拖延。时间一长索性置之不理，拒不答复。 在接连不断发生的多个案例中，以罗学蓬等诽谤一案延续时间最长，对父亲造成的伤害也最深。 2000年6月，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刊物《名人传记》，其中刊登有作者罗学蓬以其妻胡晓虹的名义发表的文章：《“喜儿”茅惠芳浮沉录》。文中胡编故事，杜撰情节，侮辱诽谤，对茅惠芳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为此，茅对罗学蓬及11家转载此文的报刊，提出诉讼。2001年8月1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罗的文章没有经过调查采访，捏造事实，造成了极其广泛的社会恶劣影响，其侵权情节、程度、后果均特别严重，责令罗及河南文艺、《广州日报》等11家报刊停止对茅名誉权的侵害，并在相应媒体上刊登致歉声明，要罗与河南文艺、《广州日报》等赔偿茅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等费计23万余元。 此案其实还有一个受害人，那就是我们父亲。罗学蓬在文章中胡编乱造，用不堪入目的文字，诬称父亲与茅惠芳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特别是《广州日报》在转载罗文时，还刊登了父亲的一张照片，竟毫无根据地写上了什么“茅惠芳的情夫徐景贤”的说明。既然茅案已作了公正判决，理所当然，父亲也应提出诉讼。2001年8月20日，父亲向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局提出了这个要求。政保局的一位领导答复说：“你和茅惠芳一样，同是受侵害者，我们支持你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诉讼。但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希望不要张扬，避免媒体炒作。”父亲为了顾全大局，同意政保局的要求，随即向茅惠芳的诉讼代理人上海友林律师事务所陈申、段新军律师正式递交了委托书，并向他们传达了市公安局政保局的意见。为慎重起见，陈、段两位律师就是否可以接受委托、担任徐景贤的诉讼代理人一事，专门向徐汇区政法委和司法局写了请示报告， 获得准许后，陈、段两位律师根据上级领导既支持诉讼、又要避免媒体炒作的指示，多次与父亲协商，希望父亲能考虑各种因素，予以谅解，作出让步，达成以下协议：一、只诉讼罗学蓬、河南文艺出版社和《广州日报》社三家；二、不要求公开审判，同意由法庭依法进行内部调解；三、不再要求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只要求停止侵害，并当庭或书面表示道歉；四、赔偿额大大低于茅惠芳，只要求赔偿律师代理费、办公费等经济损失费2万元，精神损失抚慰金5万元。父亲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同意了上述让步性的协议。并在此基础上，于2002年3月18日，与友林律师事务所正式签署了《聘请律师合同》，律师费总共1万5千元，父亲预付了5千元。这样该律师事务所便于同年4月8日，为父亲拟定了《民事起诉状》，并递交给有关法院，从而正式启动了司法操作程序。 到了2002年7月9日，突然某个领导打来一个电话，将已经启动的司法程序打断了！ 这位领导下令：此案只许通过“非诉讼途径”解决，不得通过“诉讼途径”！ 两位律师认为这个案子是经过市政法委同意，由区政法委、司法局正式下达文件，并得到了市公安局的支持，而且进入法律操作程序已将近一年，怎么可以凭一个电话就宣布撤消呢？他们要求“领导”说明理由，但遭到拒绝。 至于什么叫作“非诉讼途径”，就连市公安局政保局有关领导也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而，表示“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父亲自然更加想不通。不是说要“依法治国”吗？不是说司法程序必须独立运作，行政长官不得横加干涉吗？可如今却偏偏发生了这种不可思议的事！父亲将此案诉讼过程遭遇详细写出，自2002年8月至2003年4月17日，先后三次分别致信市委相关领导，但信被转至市信访部门，信访部门又转至市政法委，从此竟如泥牛入海，再无一点音讯。 这桩长达四年的旷日持久的诉讼案，就这样被一个电话打入了冷宫。父亲感到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已毫无指望，而罗学蓬的违法行为却反而继续得到保护。万般无奈之下，只好于2005年6月解除聘请律师合同，并通知法院撤销此案。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罗学蓬等诽谤一案其恶劣影响长期未能肃清，又导致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今名人传记》及北京《消费日报》主办的《书市周刊》再次刊载《喜儿茅惠芳浮沉录》一文，重新对茅惠芳和我父亲的名誉构成严重侵害——这大概可以列为中国司法史上一桩咄咄怪事了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