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网管理者按语： 今始登载父亲在1966年12月18日《造反才知主席亲——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造反大会上的讲话》发言稿。多位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份“造反声明”当年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风起云涌的形势背景下产生的，父亲作为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是迫于怎样的形势压力（继续做“旧市委的保皇派”还是跟随毛主席做“无产阶级革命派”）促使他最终决定起来造旧市委的反？这篇写于40多年前的发言稿能够得以重现，是父亲出狱回家后，辗转多年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它可以为后人研究文革历史提供一份有价值的素材。 (——摘自朱永嘉为《徐景贤最后回忆》所写的“怀念——代序”之中“……当时，大会出了特刊，是马天水批准印了几万份，现在要再找到这张特刊确是很不容易了。我知道他那次发言，在写作班讨论时被炮轰，推翻了二次，第三次才定稿的，实际上也是一次集体创作，不能完全由他个人负责。”) (——摘自萧木《你走了，轻盈宛若白云》纪念文章……原来老徐是在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的几次电话授意下才起来造反的，他也因此而一再被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讥之为“奉命造反”。而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那篇后来在上海以至全国产生了不小影响的《造反声明》，则是写作班几个秀才嫌他初稿“造反精神不足”，轮番“炮轰”、多次修改的结果。 我无意在此为已经作古的老徐开脱，只想说出一段真实历史。要知道在当时“造反精神不足”是一种缺点甚至耻辱，周围秀才们对他的“炮轰”，则都是出于好心，用当时的话来说叫作“帮助战友”。 )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第五章“我是怎样起来造反的？”中第四节：写作班开会对我“逼宫” “郭仁杰在会上一定要我下最后的决心，我们写作班何去何从？现在是关键时刻，关键的关键是看徐景贤怎么样。你要触及灵魂，不触及不行，这样才能割断和市委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说，在促使我决心造反的过程中，郭仁杰起了最主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影响我比较大的两个人是朱永嘉和程绮华。……朱永嘉说徐景贤既不同意市委的一些做法，又不同意北京红卫兵和上海造反派的一些做法，说我是折中主义。……现在写作班没有别的路好走，看样子只有走造反这条路，靠市委靠不住，只有靠中央文革，靠毛主席。 ……程绮华当时也对我作了帮促发言，她说我们后期实际上执行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包括你还为曹荻秋写检讨。她说你想想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你本来是写大批判文章的，现在去给曹老头写检讨，你不是变成资产阶级保皇派了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两种选择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程绮华等人直截了当地说：“丁学雷”被你糟蹋了！你还打着“丁学雷”的旗子，“丁学雷”现在究竟做点什么事情？ 骂得最厉害的是历史组的王知常，……你这个支部书记把写作班带到哪里去？……你再这样‘老保’下去，我们一拍两散，对不起，只能在对你的批斗会上见！”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触灵魂”，听王知常这种发言，可以说是真正的“触灵魂”了。 这样，十多个人人人都发言表态，一圈兜下来，局面比较明朗了：……最后，就等着我一个人表态拍板了。…… 我通宵不寐，反复考虑，觉得自己对这个党、对上海市委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应该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党内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干部制度等好好地焚烧一下，把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揭露出来，特别对那些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来一次冲击，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是十分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造反才知主席亲 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市委机关造反大会上的讲话 机关的革命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今天是十二月十八日，从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到今天，正好是四个整月。在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召开这样的革命造反大会，我们的心情格外激动。让我们大家首先祝贺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现在，一场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正在上海激烈地进行着。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在上海取得节节胜利，而上海市委至今仍在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这场斗争必不可免地深入到市委机关这个最重要的堡垒里面来了!　 每个革命的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这场斗争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要就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要就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这里壁垒分明，来不得半点调和，来不得半点折衷! 我和市委写作班的全体同志，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上海市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始终贯彻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上海市委文革小组，自从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去北京以后，完全变成了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机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日益深入以后，上海市委书记处由于一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到革命左派的痛剿，日子难过，便推出我们做挡箭牌。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市委办公厅负责人之一苏超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王少庸等决定要你以丁学雷的名义去文化广场参加“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成立大会，不能承认这个组织，要是书记去的话，要表态不方便。”汽车把我送到了文化广场，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当时把我猛轰了一顿，轰得好!轰得对!我既然成了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活该挨轰!轰完回来，张文豹等人还向我表示“慰问”。这种做法是极其恶劣的，他们自己害怕革命群众，还要使我从思想感情上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对立起来。此后，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加加强了对我们市委写作班的控制，要我们充当“消防队”、“灭火机”，杨永直的所谓“检查”要我执笔，曹荻秋的所谓“检讨”也要我们参与修改。可是，你们的指挥失灵了，现在，在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下，在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我觉得再也不能让自己的错误继续下去了，我再也不能充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我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我要坚决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边来，我要革命造反，造市委的反，造市委文革的反! 关于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已经揭出了大量的事实，现在，我再来揭发几点： 第一、为什么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刮起了一股阴风，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把革命造反派看作右派?它的总根子在哪里? 这个总根子就是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运动初期，当群众刚刚发动，曹荻秋就在市委会议上说：“要注意他们捣乱，要抓住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市委秘书长李家齐六月底对党刊的三个负责人说：”中央有个估计，五七年反右时，全国揪出几十万右派，这次可能还要多一点。”　 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就是用这种指导思想，来镇压在文化革命中冲锋陷阵的革命群众的。 八月二十五日，我们在杨西光办公室讨论批判文章，曹荻秋闯进门来，对北京等地来的红卫兵大为不满，大发牢骚，接着他告诉杨西光说：“我已经和北京通了电话，了解人大附中红卫兵××的政治情况。”曹荻秋热衷于了解红卫兵的政治情况，分明是想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这股阴风自上而下，在上海刮得相当厉害。九月份，北大红卫兵高冀芬同志为了刘贵琴事件，去找杨永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高冀芬还写信给曹荻秋，提出了几个问题，希望曹荻秋和她面谈。曹荻秋把这封信转给了杨永直，杨永直马上找我去，要我打电话给姚文元，了解高冀芬的出身及政治情况；我打了电话，当即给姚文元顶了回来。事后，文化局党委还想直接和北大联系了解高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上海层出不穷，据我了解，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红卫兵许小昆同志第一天到上海，刚参加了一个座谈会，第二天教育局潘文铮那里就派了两个党员干部赶到北京去了解许的政治情况，我亲眼看到过教育局开出的党员身份证明信。 这种把矛头直接指向革命群众，蓄意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做法，完全是由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手制造的。曹荻秋一定会抵赖说：这是运动初期的情况，当时我们认识不够。不对!你们直到现在，还在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企图“秋后算账”，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右派”。这里，我要揭露一件最近的事实：就在几天以前，也就是十二月十三日那一天，曹荻秋的“参谋总部”市委文革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我，要我带几个“左派”同志去市委，参加讨论修改曹荻秋的所谓“检讨”，当时我没有执行。现在，我要责问市委，那天我还没有亮出造反的旗号，你们以为我是忠心耿耿的“保”字号，所以叫做我带几个“左派”去；在你们看来，“保”字号的人才是“左派”，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就是右派了!这是你们仇视革命造反派的又一铁证，这是你们直到现在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堡垒里负隅顽抗的铁证!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十六条》的第七条早就明确指出：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可是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至今还在刮阴风，耍阴谋，坚决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你们的胆子未免太大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