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毛泽东要姚文元读《李袭吉传》 一九七二年，王洪文奉调从上海去了北京，毛泽东要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毛的本意是想让王洪文读后有自知之明：以一个普通工人造反起家，当上了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不要学汉朝农民起义军中的放牛娃刘盆子，即使侥幸被选中当了皇帝，仍然不务正业，终日嬉戏，最后以失败下台而告终。 无独有偶，毛泽东又曾要姚文元读《旧五代史》中的《唐书》列传《李袭吉传》，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姚文元布置朱永嘉标点《李袭吉传》 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以后，特别是一九七零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陈伯达下台，姚文元在北京中央政治局内负责分管宣传工作。他经常给上海市委写作组下达重要任务：为毛泽东选看的古文做好标点和注释工作。一九七三年七月间的一天，姚文元要求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单独为他标点一份古文，那就是毛泽东要姚文元读的《唐书》中的《李袭吉传》。朱永嘉找了一下《二十四史》，在《旧五代史》卷六十的《唐书.列传第十二》，是为士人李袭吉立传的。当时《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尚未完成，这一篇还未及标点。朱永嘉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专门研究古代史中的明史的，一九六四年就调到市委写作班来，参与过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深得姚文元的信任。所以姚单独向他布置任务，要他把这篇《李袭吉传》做好标点，交保密印刷厂排印出来，只送姚文元两份，不得给其它人。 李袭吉何许人也？为什么毛泽东特别要姚文元专读他的传记呢？ 李袭吉，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时的读书人，自称是宰相李林甫的后代，父亲李图曾任河南洛阳县令。动乱起后，李袭吉等一批士人逃难到了山西，投靠了后唐的国君武皇李克用。李袭吉被任命为李克用的秘书班子的负责人。 《唐书》本传对李袭吉的才识和文章多所称颂：“袭吉博学多通，尤谙悉国朝近事，为文精意练实，动据典故，无所放纵，羽檄军书，辞理宏健。” 当时，武皇李克用和实力更大的朱温有矛盾，武皇命大秘书李袭吉修书给朱温。李袭吉写了长长一篇宏文，和朱温辩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朱温看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欣然而起，赞曰：“如吾之智算，得袭吉之笔才，虎傅翼矣。”连武皇的对手朱温，读了李袭吉的文章，也大加赞赏，认为自己如能得到这样的“大秀才”辅佐，真是“如虎添翼”了！ 这些情节，在《唐书.李袭吉传》中有着详细的描写。 当年因为姚文元作过关照，朱永嘉一直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我。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朱永嘉才找出《李袭吉传》给我看，并介绍了姚文元布置标点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我和朱永嘉一道读了《李袭吉传》，又和他作了几次议论。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毛泽东要姚文元读这篇文章，寓意是对姚文元的肯定和褒扬，不同于毛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寓意是提醒和告诫。 “反右英雄”姚文元自觉地做毛泽东代言人 回顾毛泽东和姚文元的关系，可以看出毛泽东要姚文元读《李袭吉传》，并非偶然。 早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读了姚文元评论作家姚雪垠的文章，就打听姚文元是什么人，并称赞他的文章“我看是不错的”。 之后，姚文元获得了进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殊荣，聆听了毛泽东在大会上所作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批评《文汇报》刊登毛泽东在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时对版面编排处理不当，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毛泽东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后立刻以此为契机，下令《人民日报》加以转载，并要《人民日报》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在头版刊登《〈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公开点名批判《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擂响了反右派斗争的战鼓。 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以后，姚文元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连续写了五十多篇“反右”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报刊，他用“铁笔”横扫了施蛰存、许杰、徐中玉、流沙河、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以及冯雪峰、丁玲、艾青等一大批作家，成为全国闻名的“反右英雄”。 由于姚文元在文坛上卖力地推行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终于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一九六五年，江青受毛泽东的委托，在上海物色了姚文元撰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奏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序曲。这篇批判文章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后在全国发表，为摧垮北京市委立了头功。其后，姚文元又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写出了批判北京市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原名为《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毛泽东在审定时把三个形容词圈去，定名为《评“三家村”》，射出一发打击“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重磅炮弹。 由于姚文元一贯搞极左，在评论文章中挥舞棍棒整人，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人士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棍子”。可是江青知道后却反其道而用之，赞扬姚文元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姚文元为此洋洋自得，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姚文元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江青的一句活，说要用他这条“棍子”“参战十年”。 姚文元由此青云直上，就像《唐书》所述文士李袭吉在武皇李克用身边做秘书一样，姚文元被调到北京，提拔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帮助毛泽东执掌舆论大权。姚文元从此更为自觉地成为毛的代言人。凡毛泽东有重要指示，姚文元就亲自撰文或组织媒体全力宣传。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对抓“五一六”分子作出了指示，姚文元就撰写了《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向全国传达毛的旨意。一九六八年，毛为了要稳住全国的动乱局势，决定向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派出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姚文元又亲自撰写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阐述毛泽东此项决定的重大意义。这些文章都深为毛泽东所欣赏，姚文元在中央主管新闻宣传的地位也就愈来愈巩固。 毛泽东说：“为什么不到《红旗》去夺陈伯达的权？” 据姚文元告诉我，毛泽东对原来主管宣传工作的陈伯达日益不满，特别是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陈伯达不能领会他的思想，决定走马换将。毛泽东对姚文元说：“你为什么不到《红旗》去夺陈伯达的权？”这样，就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姚文元取代了陈伯达，执掌了《红旗》杂志的编辑大权。当时，《红旗》是党中央的机关刊物，也就是毛的喉舌，谁主管了《红旗》，谁就可以左右全国的舆论。一九六八年，姚文元掌管了《红旗》杂志以后，特意请示了毛，指定由我和朱永嘉、王知常、萧木四人为《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的成员，帮助他出主意，拟选题，办好刊物。 姚文元在主管《红旗》的过程中，对毛的指示言听计从，令出必行，跟得十分紧密。每期《红旗》的选题计划，都要送给毛审查圈阅。毛要看什么古文，均由姚文元直接下达给上海市委写作组标点、注释，并在上海中华印刷厂设立了一个特殊的排字车间，专门替目力不济的毛泽东排印出大字本，然后通过姚文元转呈上去。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曾多次按毛的要求编出马、恩、列和毛的专题语录，经过毛批准后下发，宣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倡导“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对会写文章的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是很看重的。张春桥对我说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主席就讲自己要让中将不再受压，让小将不再受苦。张春桥解释说：“中将”是指他张春桥这样年纪的人，“小将”是指姚文元这样更年轻的人。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毛泽东又一次提出要限制商品制度和工资制度，他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他指示要春桥、文元写文章，“使全国都知道”。张春桥遵命写了一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写了一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送给毛泽东审查后发表。毛在审阅他们的文章时，像一个老塾师替学生批改、评点作文那样，在两篇文章的题目上方一连画了几个圈，以示欣赏。姚文元个别对我说：“主席在我的文章上画的圈比春桥还多一个。”说时流露出暗自得意的神情。 姚文元成为文革时代“李袭吉” 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口述回忆：“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他们的生长一样。”（见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一书） 由此可见，毛泽东要姚文元读《李袭吉传》，正是对他寄托着一种信任和鼓励。武皇李克用称赞“袭吉博学多通，尤谙悉国朝近事，为文精意练实，动据典故……辞理宏健”，何尝不是毛泽东对姚文元作出的评价呢？ 毛泽东还借《李袭吉传》对姚文元提出了希望，正如他希望姚文元等人像菜地里碧绿的蔬菜那样成长：“袭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视事之暇，惟读书业文，手不释卷。性恬于荣利，奖诱后进，不以己能格物。参决府事，务在公平，不交赂遗，绰绰有士大夫之风概焉。” 姚文元当然是读懂了毛泽东的心意的，他在毛泽东身边摇笔杆子摇了整整十年，正应验了他在一九六六年六月的日记里记下的江青的话：用这条“金棍子”“参战十年”。十年中，他兢兢业业，事事请示，掌控媒体，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自己也终于从“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成为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实行思想统治的“舆论总管”。毛泽东的其它几位大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最后都离开了毛，独有姚文元坚守在毛的身边。 姚文元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希望，所以能始终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成为文革时代的“李袭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