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王洪文的班底（三） 非党工人造反派的代表——陈阿大 介绍过了党员工人造反派的代表王秀珍，再来谈谈非党工人造反派的代表陈阿大。他也是王洪文班底中的重要成员。 陈阿大在“工总司”头头中的名气很大，据我了解，王洪文对陈阿大的评价并不高，有时也要嘲笑他，但是，却始终非常重用他，这是为什么呢？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才知道，陈阿大对于王洪文，可以说是死心塌地跟定了，甚至可以舍掉自己的命来保他、救他。王洪文在文革初期遇到危难的候，往往是陈阿大挺身而出，拉了队伍来保卫王洪文，给王洪文解围，所以王洪文把陈阿大当成铁杆兄弟，非常信任他。 张春桥也曾仔细看过陈阿大的材料，认为从他的历史以及现实表现来讲，总的方面是可以的。陈阿大，浙江绍兴人，一九四二年阿大、阿二这一对双胞胎兄弟出生在贫农家庭里。后来父亲到上海做霉干菜小生意，母亲到上海帮佣。解放后，父亲进了造船厂做搬运工，一九五二年，把陈阿大等接到上海。陈阿大进了小学，读到初一，十五岁的时候在南码头做临时工，一九五八年进中华造船厂做钳工。一九六一年从工厂参军，在福建部队当炮兵，一九六五年复员，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做机修工、也当过钳工，做过基干民兵排长和车间保卫干事，在“四清”运动中加入共青团。张春桥对他的经历比较满意，认为这个人属于产业工人，虽然有人反映陈阿大住在棚户区时交过一些流里流气的朋友，在部队时闹过情绪想要提早复员，他自己也穿过小裤腿和尖头鞋，但张春桥认为这些都属于小节，无碍于陈阿大成为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因为良工阀门厂是“工总司”的发起单位，陈阿大在筹备会上自报家门的时候，凭他是工人出身、当过炮兵、又加入过共青团这几条，被推选上了“工总司”常委的位置。 陈阿大死保王洪文得到了重用 王洪文几次跟我提起，在他危难的时候，总是陈阿大调队伍来救他。有几次，反对派把王洪文抓去，陈阿大把王洪文从人家手里抢下来。所以王洪文很看重陈阿大死保他这一点，认为陈阿大讲义气，所以虽然陈阿大缺点很多，人缘很差，在“工总司”里威信很低，但王洪文却始终袒护他，重用他。 我也亲身经历过一次陈阿大死保王洪文的事件。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郊区青浦两派大都是农民，搞起了大武斗，非常激烈，王洪文赶到那里去调解。过了不久，传来消息说王洪文被其中的一派抓去了，还挨了打。当时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非同小可，我马上在康平路小礼堂二楼二零三会议室召集“工总司”的人开紧急会议，商量怎么办。当时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是个老红军，负责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郊区组的工作，我也把他请来一起商量。当天，矮端端、胖墩墩的陈阿大也赶来了，他火气非常大，用手摩着平顶头着急地说：“我们几个人已经商量好了，调了一百多辆大卡车，车上都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手里拿着铁棍和长矛。大卡车的队列已经排在西郊公园门口的马路上，只消一声号令，我们就出发去救王洪文！”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上海，我一想，这一百多辆大卡车上的工人造反队员拿了铁棍、长矛去跟青浦农民干起来，就是一场流血大武斗。如果造成重大的伤亡，我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我说：“无论如何先稳住，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陈阿大坚决不听，他马上要在康平路小礼堂打电话通知队伍出发。 我打电话问青浦方面的情况，答复是情况不明。王洪文的车到了冲突现场附近，给两派中的多数派围住了，当时又没有手机什么的，他与外面的联系中断了，不晓得他的去向如何。传来的消息说是他被打、被抓了。当时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我自己去青浦直接处理，一个是允许陈阿大带一百多辆卡车开往青浦营救。 情急之中，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说：“这样吧，我去。我是穿军装的，估计人家不会打我，你徐景贤去，人家也不一定卖账。我用我自己的生命担保王洪文的安全。” 这样，陈阿大总算答应暂缓动用他的武斗大部队：“等你张宜爱副司令去了，看看结果怎么样再说。” 我们就在康平路办公室等候。陈阿大又连连催问。两个多钟点以后，张副司令的消息终于来了：“我亲眼见到王洪文了，他正在找两派开会，根本没有挨打，只是他坐的小轿车被几个不明真相的人敲了几棍子，有点瘪凹。” 这时已近傍晚了，听到这个消息，陈阿大才同意把西郊公园大门口那一百多辆武装大卡车撤走，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流血冲突。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当时上海市的权力机构已经成立，经我们劝说，他都可以不顾一切地死保王洪文，可见他从前抢救王洪文是如何卖力，怪不得王洪文要特别宠他了。 陈阿大是市革会里的“阿混” 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王洪文推荐陈阿大负责上海的工交战线。实际上，上海工业交通系统的大量工作是马天水抓的，后来，把原市委工交政治部的领导干部黄涛解放出来，担任工交组一把手。黄涛做过江南造船厂的党委书记，市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经验比较丰富，他与马天水是长期的上下级关系。黄涛上任后，陈阿大变成了二把手。工交组召集工交系统负责人开会的时候，黄涛讲话布置工作，大家都拿出笔记本来认真记录，等到陈阿大讲话的时候，大家都停下了笔。 陈阿大喜欢踢足球，打羽毛球、乒乓球，下军棋、举哑铃，他把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办公室作为锻炼身体的场所。休息的时候，他还到市革命委员会的大厅里去打羽毛球，打球总有输赢，但他一定要赢，输了就发脾气，甚至把钢管做的羽毛球拍往地板上摔，有时都摔断了。他还在几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房间里对着墙壁踢足球，嘭、嘭，白墙上都是球印子，有一次把玻璃门都踢破了。他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副铁哑铃和一副三根弹簧的扩胸器，专门练胸肌。外边的体育场如果有足球比赛，他就叫几个人和他一起去看足球。市革会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很看不起他。他基本上不钻研工业生产的业务，也不认真研究当时工业、交通方面的政策、法令、法规，常常信口开河，不懂装懂。我们失去自由以后，关在提篮桥监狱里，我和他曾在一个小组，他总是把一本书放在面前装样子，然后拿了一支笔，在白纸上面七划八划，可以熬过两个钟点，无所事事。从这点可以想见，他过去闹的笑话是真的。 上海夺权以后，我和王洪文听秘书廖祖康讲起，陈阿大这个人不懂装懂，经常在电话里给人家吹牛，说他晚上在学习马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给陈阿大打电话，王洪文拨通了电话，我也凑上去听。 王洪文会讲一点上海话，“阿大，侬勒做啥？” 实际上陈阿大正在睏梦头里没有完全醒过来，一听是王洪文来电话，就说：“我勒拉学习。”他是绍兴人，一口绍兴话。 王洪文说：“这么晚了，你在学什么？” 阿大说：“我在学《列宁全集》。” 王洪文也蛮鬼的，说：“你在看《列宁全集》里哪篇文章？” 阿大说：“我读到二百多少多少页。”他说不出文章名字，只说多少页。 王洪文一听，哈哈大笑，说：“你别骗我们了！” 陈阿大耍赖皮：“不相信你们来看好了！” 好几次廖祖康给他打电话也都是这样，现在终于由我们来证实。 过两天，王洪文晚上又给他打电话，他还是说在看《列宁全集》，王洪文问：“这次你学习哪篇文章？”他又说多少多少页。 王洪文说：“你上次在学二百多页，今天只学一百多页，倒过来学习了？” 陈阿大就是这么胡来，装得好像很认真似的。王洪文给他打了电话以后，有一次碰到他说：“阿大，你的脸皮比邓录普还要厚。”邓录普是一种名牌的橡胶车胎。 陈阿大从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大门进出的时候，耀武扬威，有的警卫战士不认识他，要他出示工作证，“我是陈阿大你都不认识？”他动手就推人家。他坐轿车的时候叫司机闯红灯，还与交通警发生过纠纷。他坐在轿车后排，有时把两个脚搁在驾驶员的肩膀上，虽然是开玩笑，但他这副样子，实在不像一个市里的负责工作人员。所以人家背后就叫他“阿混”，还到我这里告状。张春桥却对我说，他们的事情你不要插手管，让王洪文管他们。所以我又把情况跟王洪文讲，王洪文倒是当着我的面批评了他，我也跟着说两句，“阿大，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办公室变成足球场，把玻璃门都踢破了，你在大厅里打羽毛球，大厅里那么多人看到你摔拍子，意见大了！你还对警卫战士耍态度，你要注意呢。”后来，他见了我，有点怕，也有点恨。 张春桥、姚文元让陈阿大“突击入党” 中共“九大”召开以前，张春桥说要把陈阿大发展成为党员。张春桥说：“我们现在造反派队伍中党员太少，假如不在‘老造反’中发展党员，以后要长期掌权是掌不牢的。”一九六八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我一起到良工阀门厂去，召开了一个整党建党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张、姚专门强调要从革命造反队伍中发展新党员。当时中央决定在文革中暂停党的组织生活，不能发展党员，张春桥、姚文元就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吸收新鲜力量入党》的请示报告，经过毛泽东批准，然后对良工阀门厂的党员干部说，你们这里可以成立一个党的核心小组，有权发展党员。原来厂里的支部发展党员要经过厂党委正式批准，因为厂党委暂时停止行使职权，就采用先成立党的核心小组的办法，由原党委书记老程担任核心小组组长，授权他可以发展党员。 王洪文还特意在良工阀门厂的会上挑明：“像你们这里陈阿大那样的，他在‘一月革命’夺权当中功劳很大，完全可以入党。” 就这样，市里内定要发展陈阿大入党后，马上由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找陈阿大谈话，“启发”他的入党要求。一九六八年十月十日，陈阿大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十月十九日，王秀珍和黄涛又赶到良工阀门厂，指示陈阿大原来的所在单位金工车间召开党支部大会，表决通过陈阿大入党：厂里的党的核心小组很快就正式批准了陈阿大入党。不久，经张春桥、姚文元授意，陈阿大又成为中共“九大”的代表。从陈阿大递交入党申请书到成为“九大”代表，前后只有两个月时间，这完全是典型的“突击入党”，也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促成的。后来才知道，为陈阿大入党，支部大会也开了，厂里党的核心小组也批准了，但他只交过入党申请书，没有交过入党志愿书。组织部门让他填的一式两份入党志愿书，他一直放在自己的抽屉里，没有上交，等到文革结束以后，才从他的抽屉里查出来。事后有人到我这里调查陈阿大入党的经过，告诉我关于志愿书的事，我很吃惊，怎么会这样？入党手续不全，他竟然当上了“九大”代表和市委列席常委，这完全是文革中党的体制混乱的突出事例。 陈阿大在学习上差劲，在工作上无能，但在追求个人生活享受方面却削尖脑袋，很会钻营。他原来家里的住房条件很差，到了市里工交组工作，分管房地局，先为自己改善住房，开始时搬到常熟路瑞华公寓的市委机关宿舍，一去就占了一整套四室户。我文革前在市委当干部的时候也住在那里，只住一室半，有的人家只住一间，我们一套里共住了三户人家。可他住进去后，一套四间都是他的。接着他又占了另外一套。还嫌不够，住了不久，他听说上海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住的最好的房子是淮海中路新康花园，他又搬到那里去了。别看他这个人似乎是大大咧咧的，在追求享受方面门槛却贼精。难怪后来姚文元在听说陈阿大等人热衷于追求享乐以后，对我感叹道：“他们这些人表面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追求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好比吃臭豆付干，闻闻是臭的，吃吃是香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