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25
徐景贤

    第十二章 王洪文的班底(一) 王洪文领导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安亭事件”中得到了张春桥的支持,接着又获得了毛泽东的首肯,在组织上得到迅速发展。一九六六年底,在康平路大武斗中,对立派工人赤卫队被击溃,“工总司”作为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的主力,又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个单位联合署名发来“贺电”的肯定,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工人造反组织。 “工总司”对“赤卫队”采取了吸收入队的政策,而不是排斥在外的政策:只要赤卫队员承认“工总司”造反的大方向、转变自己的立场,就可以加入造反队成为队员。这样就从根本上瓦解了“赤卫队”这一组织。到一九六七年一月末、二月初,随着原上海市委的倒台,“赤卫队”也随之土崩瓦解。“工总司”造反队员的人数发展到一百多万人,占了上海产业工人的绝大多数,因此上海在夺权之后,始终没有形成对立的两大派,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在文革十年期间,张春桥、姚文元就是依靠这支队伍稳住了上海的大局。 王洪文的“班底”掌控上海的党政大权 工人造反派作为主力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就有参与掌权的政治要求。张春桥、姚文元顺应这样的要求,一九六七年二月,就安排“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潘国平担任上海人民公社的委员,接着又让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工人造反派中的共产党员,进入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当上了市革会副主任,然后进入中共上海市委担任常委;王洪文、王秀珍都当上了市委书记。 早在夺权初期,王洪文就嘟哝:“市级机关里掌权的都是机关造反派,没有我们的人!”张春桥知道以后,就批准由组织部门选拔一百二十八名基层工厂里的工人造反派中的党员,调到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部门工作,这是全国最早采取的选拔工人造反派向党政机关“掺沙子”的措施。 可是,和王洪文一起参加“安亭事件”的老造反如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等人当时都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在职务上得到安排,王洪文觉得对不起这些“小兄弟”。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决定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一起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并且发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与此同时,上海也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派遣“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王洪文和张春桥商定,把市革命委员会各组、办同时命名为“工宣队”办公室,分别管理向各系统派驻“工宣队”的事宜。如市革会文教组又称“工宣队”一办,负责向大专院校、文化卫生系统派驻“工宣队”,市革会地区组又称“工宣队”二办,科技组又称“工宣队”三办等。趁此机会,王洪文就把自己的“小兄弟”们安插进了各个“工宣队”办公室当负责人,例如让上棉三十一厂工人、帮助王洪文抓捕政治对手耿金章的黄金海,当上了“工宣队六办”(市革会财贸组)的头头,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工人戴立清当上了“三办”(科技组)的头头,上海重型机器厂王明龙当上了“五办”(郊区组)的头头,又派建筑工程基础公司张宝林、江南造船厂的施尚英当上了市“文攻武卫(民兵)指挥部”的头头,上海柴油机厂工人徐成虎当上了市公安局的头头,而王洪文的贴心“小兄弟”、上海良工阀门厂参加过“安亭事件”的老造反陈阿大,则当上了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上棉三十厂技术员王秀珍当上了市革会文教组负责人,上海电机厂工段长金祖敏当上了市革会组织组负责人,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工叶昌明主持“工总司”的日常工作,以后又成为上海市总工会的负责人。其中的非党人员陆续地加入了共产党,有些人又经张春桥、姚文元批准列席市委常委会。至此,王洪文的班底可以说是全面掌控了上海市党政机关的各个重要部门(除了我所直接领导的文教卫生系统及市委写作组以外),真正从政治上到组织上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战略部署。 王洪文的班底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王秀珍、金祖敏、唐文兰等人为代表的党员工人造反派,还有一类是以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等人为代表的非党工人“老造反”。虽然两类人都受到王洪文的重用,但比较起来王洪文更重用和信任第一类人。这是因为王洪文自己在文革前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一九五零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一年当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九五六年进入南京预备军官训练团,同年入党。一九五六年九月,王洪文复员安排进上海国棉十七厂,先后做过揩车工、保全工和车间治保主任,一九六零年正式调到厂保卫科当保卫员,从工人编制正式转为干部编制。由此可见,王洪文长期以来受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教育,思想上“听毛主席和党的话”的观念较深,组织性、纪律性较强,即使在文革初期受到工作组的压制、给领导贴大字报的时候,他仍想方设法到北京去向中央文革汇报,寻求党的高层领导的支持。一九六六年底的“昆山事件”中和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夺权前夕,他都赶往北京,面见张春桥、姚文元等,目的也是争取中央能够承认自己的行动。我在和王洪文共事的过程中,多次听他说过:他在造反的过程中,反反复复认真阅读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甚至深夜不寐,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 王洪文给我的总的感觉是:他受着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身上总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党性,有翻身感,有一定的组织、纪律观念,因而他对造反同伙中的党员特别信任。至于受他重用的王秀珍、金祖敏、唐文兰等人,也都往往自认为是共产党员,内心深处对“工总司”的那一批非党“老造反”是看不起的。 在这里,我分别从王洪文的班底中选取两个典型:王秀珍和陈阿大,作一些详细的剖析,以便人们对这个班底的组成有更加感性的了解。 党员工人造反派的代表——王秀珍 在工人造反派中,最受王洪文重用的是王秀珍。在王洪文一九七二年调往中央以后,王秀珍成了上海“工总司”的总管家。但是,王洪文最初想重用的还不是王秀珍,而是唐文兰。唐文兰是王洪文的同事。王洪文一九六六年在上棉十七厂造反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名称很长的组织:“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简称“誓死队”。“誓死队” 队长是王洪文,副队长是唐文兰。现在外面总是认为王洪文的心腹中有王秀珍,不大提到唐文兰,我觉得讲王洪文的班底,最早的、最坚定的班底成员应该是唐文兰。 唐文兰是上棉十七厂党委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共产党员。王洪文一九六六年六月在上棉十七厂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时候,模仿聂元梓在北大贴的那张大字报,署名的也是七个人,唐文兰就是紧随其后的,所以王洪文对唐文兰非常信任,夺权以后曾经想把唐文兰提到市里来。还是张春桥打消了王洪文的这个打算。 唐文兰在上棉十七厂一直坚定地支持王洪文,稳住他的基础,所以我觉得唐文兰对王洪文来说是很重要的。中共“九大”的时候,王洪文又提名唐文兰当“九大”的代表,后来我们在北京“九大”上海组会议上批判陈毅,唐文兰也作了重点发言。王洪文对唐文兰很器重,在提拔她当市里领导的打算没有实现以后,就把她提为上海市纺织局的一把手——纺织局革命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纺织系统是王洪文起家的地方,当时有几十万产业工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唐文兰是铁杆保王洪文的。 王洪文向张春桥推荐王秀珍 后来王秀珍取代了唐文兰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六七年三月间的一个晚上,张春桥把王洪文和我找到他住的兴国路招待所去商量工作。张春桥说:“上海有将近二百万工人,其中妇女是半壁江山,在这场大革命中应该产生工人阶级自己的妇女领袖,你们现在‘工总司’的常委都是男的,我们想选拔一两个女工来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再说,现在外宾来得多了,有一些国宾,像某些国家的总统、总理还带着夫人。当然,我们不必学他们那一套,我们不用夫人作陪,要打破这些框框,我们就用女工来作陪,可不可以啊?”后来,我体会到,张春桥因为自己的妻子文静历史上有问题,不宜出面陪同,人家总统夫人来了,就提出一个设想:让女工来陪。这一天,张春桥谈了他的想法,问王洪文:“你有什么人可以推荐吗?” 王洪文说:“我们老造反中有几个女的呀,她们很有杀劲的,比如唐文兰,她和我一起在上棉十七厂最早贴出大字报,我们还一起到北京去上访。” 张春桥说:“你们两个都是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厂出两个人,都到市里来工作,这总不太合适吧。”这样就把唐文兰否决掉了。 王洪文又说:“还有一个徐美英,缝纫社的缝纫女工,是‘工总司’的老造反。”我曾经听徐美英说过,她到文化广场去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时,根本没有准备外出,更没有想到会去安亭、上北京,她只穿了一双布鞋,一路上踢踢踏踏地就跟着队伍走了。这个女性非常能说会道,讲话很厉害,在“工总司”里她敢于给所有的头头提意见。王洪文问张春桥:“徐美英怎么样?” 张春桥说:“她是手工业局系统的吧?”张春桥都看过这些人的档案,“她那个缝纫社是合作社性质的,集体所有制,不能算产业工人。”张春桥很强调这一点,他要提拔的工人一定要是产业工人,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财贸系统的店员,在他看来,都不能算产业工人,缝纫社的也不能算。“我们要的是产业工人。”这样,张春桥又否定了一个人。 这时候,王洪文才提出一个新名字:“有个人不错的,就在我们杨浦区,叫王秀珍,是国棉三十厂的工人,共产党员。她们厂就在我们厂的隔壁,我很早就认识她,到市委去串联、上访的时候就和她联系上了,后来我在厂里贴了工作队大字报,工作队要整我,王秀珍还带了国棉三十厂的队伍来支援我。这个女同志非常泼辣,最近我已经把她调到‘工总司’总部工作。我看,是不是可以把她调到市革命委员会来?”三月间的这一天,王洪文第一次给张春桥和我介绍了王秀珍,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名字。 张春桥说:“等我看看材料以后再定吧。” 过了几天,张春桥看过王秀珍的材料,叫我们通知王秀珍来参加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会议,当面了解她这个人究竟怎么样。在会议上还让王秀珍发言,王秀珍呱啦呱啦很会讲,张春桥感到这个女工造反精神很足,问下来,她也是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的,但她没有到安亭,那天她乘另一辆火车到南京去了,跑得远了,后来跟着“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一兵团从南京返回安亭,也算老造反了。这样,张春桥说这个人可以培养。 (未完待续)

原文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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