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从张六吉一案看文革专案（二） 张六吉专案设立的前因 一月夺权以后，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四个负责人分工：我是全面负责，王承龙负责新成立的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那一头，程绮华负责市委机关的斗、批、改，郭仁杰负责教卫系统。程绮华与王承龙的矛盾逐步尖锐起来，程绮华认为：王承龙本身水平太低，当官以后又脱离群众。心里很瞧不起他，根本不想与他交谈。 我对王承龙说：“你别忘了，你既负责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那一头，但是你还是市委机关联络站勤务组成员，不能因为你的屁股坐过去了，就不支持、不关心市委机关联络站的斗、批、改工作，我现在也是市委机关联络站勤务组成员，我们都要支持他们。”但他听不进去，还制造出空气，说市委机关造反派已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徐派，一派是王派。程绮华和写作班一批人划在徐派一边，他自己则拉住那些办公厅的人。他要削弱徐派的势力，就先拿程绮华开刀。 程绮华采取了违避的态度，自己下到工厂参加劳动去了。机关联络站的工作交由凌岩（《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作为《支部生活》造反队参加机关联络站勤务组代表）负责。凌岩对王承龙也是有看法的。凌岩召开市委机关联络站勤务组会议，写了一份对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进行监督的条例，征求我们意见。一看就知道，这份条例是很尖锐地针对王承龙及一些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的，条例说领导干部应该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不能特殊化，不能有特权；要平易近人，接受群众组织的监督；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每个月要听取一次市委机关联络站各部门的意见。这份条例发出后，王承龙暴跳如雷，到王少庸那里去告状：“群众组织居然爬到市革命委员会头上来了。”王少庸一看，对他也要实行监督，就怒气冲冲地大骂：“岂有此理！”他们对此根本不予理睬。 我在这方面比较注意，市委机关联络站开勤务组会议，我也是去参加的。我知道，他们对我意见不大，矛头都是对着“二王”来的。 凌岩他们见“二王”不予理睬，提出要召开市委机关联络站整风会议，对结合进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提意见。他们认为，你们进市革命委员会当领导成员，是我们选出来的，因此你们要在我们的监督之下。这与一月夺权时提倡的巴黎公社式的权力机构的原则是一致的，各组织应该可以随时撤换自己推举的委员。 一天下午，我到康平路王少庸办公室谈工作，看到两个联络站工作人员，当面要求我和王少庸、王承龙三人到联络站参加整风会议。他们对王少庸说：“我们除了对王承龙提意见外，也要对你提意见。你参加市里领导工作以后，我们感到你身上有些旧的东西复发了，希望你也要到会听取意见。今天请你定个开会的日期，你们能来，我们就开会。”王少庸嗯嗯地不肯答应开会的具体日期。 我心里很明白，这个会议主要针对王少庸和王承龙的，我说：“我可以参加的，日期请少庸同志定就是了。”这两个工作人员在王少庸办公室蘑菇了一个钟头，不答应就不离开。最后王少庸答应下来：“这样吧，十一月十日下午，到市委党校联络站所在地参加整风会议。”两人得到确切答复，告辞走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凌晨，我突然感冒发烧。当时我因工作太忙，平时不回家，住在荣昌路六十号三楼的阁楼上，为了表示自己不搞特权，我找了一处专题写作班最蹩脚的房间过夜，到中午还爬不起来。专题写作组有人通知我：“下午王少庸和王承龙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召开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请财贸系统的人来讨论财贸系统是否要成立工会的问题。”当时有种说法，“工总司”属于产业工人，财贸系统不属于产业工人，这当然是大问题。“请王洪文和你一定要参加。”我一听，感到很奇怪，王少庸不是明确答应今天下午去参加联络站整风会议吗，怎么另外安排会议呢？这两个会不是冲突了吗？ 我就找人说：分别给两个会议打电话，替我请假，说我确实是生病不能参加。但是问一问，这两个会怎么会同时开？过了一会儿，回答是：市委机关联络站他们没有接到王少庸和王承龙的改期通知，所以下午的整风会议照常开。这样就出现了僵持局面。我觉得“二王”是故意违背自己的诺言，避开整风会议，另外设计了一个会议。凌岩他们在党校市委联络站开会，原来就比较激动，一直催王少庸和王承龙去，而他们则坚持在上海展览馆开另一个会。我怕事态扩大，劝凌岩他们另行改期。但联络站方面答复说：“群众对王少庸他们的失信非常气愤，我们自己也想不通，不愿意改期。”又过了半个钟点，忽然来电话说市委机关联络站那批人直接去上海展览馆找王少庸和王承龙，当面质问他们去了。 我想，这下糟糕了，两方面一定要冲突起来。当时张春桥、姚文元不在上海，假如机关内部阵线乱了，发生两派分裂，就难以收场。我想赶去阻止他们，谁知迟了。凌岩带着人冲进上海展览馆，因为人数很多，双方就在会场上唇枪舌战起来。王少庸觉得大丢面子，大喊：“我准备第二次打倒！”拒绝听取意见，拂袖而去。 事情发生后，王承龙说这是冲击市革命委员会会场的事件，定名为“十一.十”事件。并且把账全都算到了程绮华的头上。为此，王少庸召集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说：“简直不像话。一个群众组织竟然可以这样对待市革命委员会，一定有幕后策动人。”怀疑我在后面鼓动。我明确告诉他们那天我是如何处理的，但他们根本听不进，说什么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张春桥从北京回来后，我专门去找他，把前因后果、事情的全过程和我的看法向他汇报了。汇报中我发现，张春桥对事情很了解，他告诉我：“军报记者已向我汇报过了。王少庸那天态度是有问题的。”“十一.十”事件就此平息下去，我也比较放心了。谁知道，这后面酝酿着更大的风暴。 市委机关联络站“心脏爆炸”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我正在文化广场开大会。那天张春桥、王承龙都在。忽然，康平路送来一份电话纪录：一群“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学生和机关内部造反派，冲进市委机关联络站办公地点，封掉了联络站。”我赶快把电话纪录给王承龙，问他知不知道，他笑而不答。我又把电话纪录拿给张春桥看，希望张春桥有个态度。张春桥平时看到紧急情况会在纪录上做批示，那天也没有批示。 到了晚上，情况进一步发展了。王承龙告诉我：“联络站已搜出东西了，原来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士法是假党员，那材料窝藏在市委联络站里。联络站头头程绮华的丈夫，黄浦区副区长张六吉政治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张六吉已被抄家，抄出程绮华和张六吉解放前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团契时与国民党特务、工福会头子陆京士合拍的照片。”但是所有的材料都没有让我看，说是送张春桥看了。让我纳闷的是，冲击机关联络站的带头人之一，是由张春桥的妻子文静直接领导、王承龙具体负责的康平路办公室联络组的成员，叫陈佩璋。假如没有王承龙的指挥，没有文静的支持，他是不敢这样做的。他们调动的队伍又是与文静关系非常密切的交大“反到底”兵团的一些人。他们不是孤立地去冲击，背后有人直接操纵着他们的行动，这是有领导、有预谋的行动，只不过背着我而已。这次搞法，真象我造市委的反一样，“心脏爆炸，后院起火”。我乘车到华山路三百七十号海格大楼联络站办公地点去一看，只见马路边的围墙上贴着标语：“揪出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一小撮坏头头”，署名是“心脏爆炸战斗组”。我感到，矛头是冲着我来的。 在联络站“爆炸”事件之前，有两个外地干部，拿着介绍信到联络站外调，说是华北地区有一个女干部曾经跟文静一起被日本军队抓获后自首，为日本人作过反共宣传，她交待了一些材料，这两个外地人要到文静那里核实。程绮华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把事情单独地向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当时很尴尬，说：“不见了吧。”我就通知了程绮华回绝了那两个外地人。现在，冲联络站的幕后又有文静的影子，我就很敏感地把这件事和整程绮华的行动联系了起来。所以，我要找王少庸进一步了解情况。 有一天，我直接来到王少庸办公室，正巧王少庸在上厕所，我就坐在他办公桌前的转椅上等他。他的文件夹打开着，我一看，有份材料上写着我妻子葛蕴芳的名字，我吃了一惊，材料是一份名单，上面有：“葛蕴芳，上海市立师范学校学生，解放前加入‘清道夫’组织，后来加入地下党。”后面还有一批名单待查。我知道她们学校里有一个女教员被国民党逮捕过。现在，王少庸他们要以清查地下党专案为名，从这里打开缺口，直接查到我妻子葛蕴芳的头上了。当时我很不愉快，但不露声色。 王少庸从厕所出来，看我情绪不好，就说：“走吧，今天到我家吃馄饨。”他住在康平路大院里。进了他家，保姆便把馄饨拿出来，我们边吃边谈。我说：“我真不明白在市委机关联络站发生了什么事？”他一面用调羹舀着馄饨，一面说：“程绮华的丈夫叫张六吉，原来是黄浦区的副区长，区里反映他政治上有问题。有一个叫陈志存的交代，他们解放前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时候，张六吉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但他们这个支部与特务组织有联系，我已看过了书面交待材料。” 我说：“我不认识张六吉，我至今没有看到过什么材料。”当时中央有文件，各群众组织的坏头头要由各群众组织自己端出来。我是市委机关联络站一把手，我应当知道组织中出现了什么情况，但他们却对我封锁。王少庸又说：“那个陈志存还交待，‘炮轰南京路’的大字报也是他们策划的。不过，我看这个材料靠不住。”当时南京路上贴出过一张大字报，说南京路上商业网点那么集中，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应该“炮轰南京路”，把南京路上的商业门店分散到全市各地，更好地为全市人民服务。这是极左的思潮，张春桥与我们对这张大字报都持否定态度。王少庸接着说：“张六吉已经被隔离，要立专案审查。程绮华那时也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她跟张六吉一个支部，看来也要审查。”我想：你们背着我已经向程绮华下手了。 我从王少庸家出来，又跑到张春桥那里。我愁眉苦脸地向张春桥告状说：“他们那样搞，叫我今后怎么工作？我是这个群众组织的头头，程绮华究竟有什么问题，我不能不知道。”张春桥见我急了，安慰道：“这事也是事出有因，不是有一张张六吉和陆京士一起拍的照片吗？你呢，就不必介入了，由他们去查。你去搭一个班子，着重抓党章修改工作，你还可以组织原写作班子的人，重点写几篇批判文章。”过了一天，张春桥下了一个批件，要交大“反到底”红卫兵全部撤出市委机关联络站，批件说，机关的运动由机关干部自己来搞。他批了，交大红卫兵就退出去。这更说明：冲联络站、封联络站的事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和支持的。 紧接着，张春桥在上海展览馆召开市革命委员会各组、办和各区、县级领导会议，各群众组织负责人也都参加，不过，程绮华没有资格参加了。张春桥在会上宣布，经中央同意，上海开始整党、建党试点工作，中央还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上海。他说，经毛主席批准，上海党章修改小组成员为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台下掌声响起，我的地位巩固了。王承龙在背后发牢骚：“徐景贤是搞不倒的，他后台硬。”我的日子是好过了，但张六吉他们却大祸临头。 借张六吉专案挟私报复 王少庸、王承龙秘密地把张六吉、陈志存关到中华造船厂地下防空洞。文革结束后，我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的时候，正好碰到当时张六吉专案组组长，他也在服刑。他说与王少庸在“四清”时就认识，他是中华造船厂政治部的，王少庸当时在厂里蹲点。设立张六吉专案以后，王少庸指定他为专案组负责人。那人告诉我，他们专案组的代号是“十一.十专案组”，十一月十日就是凌岩带市委联络站人员冲击市革命委员会王少庸、王承龙开会会场的那一天，把“十一.十”定为张六吉专案的代号，意图太明显了。 “十一.十专案组”有事可以直接向王少庸、王承龙请示汇报，后来这个专案组索性搬到高安路专案办办公。形式上是群众专案，由中华造船厂立案，实际上跟中华造船厂毫无关系。他们将审查对象关在防空洞里，严刑拷打，刑讯逼供。王洪文也曾到那里审过人，因为张六吉当过国棉十七厂工作队的队长。后来王洪文告诉我：“张六吉他们被打得非常厉害，屁股都打烂了。专案组的人把几张桌子叠起来，叠到屋顶下，强迫对象爬上去跪在三角铁上，头顶着屋顶，时间一长，两个膝盖都红肿溃烂。我觉得太过分了！”连杀劲很足的王洪文都不忍看这样的惨状。先招供的陈志存见到王洪文，叫着喊着：“冤枉啊！冤枉啊！交代的材料都是假的，是他们硬逼的。”当时王少庸抓专案，王洪文即使有意见也不可能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在残酷折磨下，张六吉实在吃不消，乘有一天看押人的疏忽时逃走了。当时王少庸和王承龙下令在全市搜捕。张六吉曾给自己家里打过电话，也曾到南市区一家绸布店找过他的哥哥，但都无处藏身。在绝望中，他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希望张春桥向他伸出援救之手，但没有任何回音。当时程绮华被留在华山路三百七十号受审查，她没有办法跟自己的丈夫联系。 张六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时天气很冷，在漕河泾附近的一条小河边，有个农民看到一个年近半百、满头白发的干部模样的人，穿着棉袄，愁苦地坐在小河边，把脸深深地埋在膝盖中间，从早晨起就看到他坐在那，到中午，人们发现他已经扑倒在小河里，死了。 张六吉生前我和他没有见过面，死了以后，我看过他的照片：脸瘦削，眼紧闭，满头散乱的白发，太阳穴旁有个伤口，全身棉袄浸满了水。结论是：“畏罪自杀”。程绮华被审查了很久，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最后宣布取消审查。丈夫死了，自己的市委机关联络站负责人的职务也被撤消了，她遭受重大的打击。市委机关联络站改组以后，她被下放到干校。 三年以后的一天，我约程绮华见面，那时我已是中央委员、市委书记，地位稳固。王少庸是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委常委。我一直觉得对不起程绮华，我问她：“那次被人家抄出你们和陆京士合拍的照片究竟是怎么回事？春桥同志都说事出有因。”程绮华听了大吃一惊，跳起来说：“哪里是什么国民党特务陆京士？这是解放以前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长叫陆干臣，是他访问美国以前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说什么陆京士，这完全是硬装榫头嘛！照片上明明写着他的名字嘛！”说到这里，她眼圈红了：她的丈夫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关于“王少庸现象”的思考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指示说要为一批被审查的老干部作结论予以解放，黄浦区给市委送来一份报告，要求给原副区长张六吉做一个结论。市委常委会上讨论的时候，我明确地说：“这是一起冤案。”当时王承龙已经由张春桥决定下放劳动了，王少庸还是市委常委，我也没有在会上点穿是以他为主干的事。王少庸面对着关于张六吉的材料总算说了一句实话，他习惯地抖着自己的一双手说：“在张六吉的问题上，我的手上沾着鲜血啊。” 像王少庸这样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历经长期的党内斗争，挨过自己人的整，解放后在山东省“向明反党集团”的冤案中被关押多年，文革前被柯庆施调到上海后担任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文革中被作为党内“走资派”打倒。上海“一月夺权”以后，因为揭发陈丕显、曹荻秋有功，被作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解放出来，结合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分工负责抓专案工作和政法工作。可是他一旦重新掌握大权，很快故态复萌，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党内斗争，毫不留情地打击曾经反对过他的革命干部和造反派，对一批被诬陷的原华东局和上海市的领导干部设立专案，长期关押，下手又狠又辣。 除了专案以外，王少庸还分管政法系统，文革期间上海的“反革命”犯、刑事犯要判处死刑的，先由市人民法院写出书面报告，报给王少庸审批，王少庸再批转市委常委会集体讨论通过。其中，按当时的“公安六条”，有所谓直接“反对毛主席”的，要判死刑，肯定错杀了一些人。 我反复思索，觉得这种“王少庸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阶级斗争学说从思想上长期统治共产党造成的一种特殊现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文革结束以后，王少庸没有被捕，因为他是老干部，予以宽大，只作了开除党籍处分和降级处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王少庸在上海病死。 王少庸是从这个国家里消失了，但是“王少庸现象”和专案遗风是否从此绝迹了呢？ (十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