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从张六吉一案看文革专案（一） 专案成风，是文化大革命的特征之一。 文革初期，在打倒一批省、市级领导之后，各地就开始对这些人进行审查。当时，上海还没有设专案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打倒了陈丕显、曹荻秋这样一批市级领导以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里成立了一个材料组，当时这个组的任务是收集有关打倒对象的材料用来开展大批判。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涉及到有些人过去的历史情况，就把这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现实表现联系起来加以批判。 材料组成立后，开始时由市委党校的刘儆章负责，后来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也加入进去，并且取刘儆章的负责人而代之。说起来实在荒唐：如果说要收集共产党内高级干部的政治历史情况，最没有资格的应该是李文静，理由是她自己就有比较严重的历史问题。但因为她是张春桥的妻子，经过张春桥的同意，就把当时被打倒的市级领导，包括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的材料，以及华东局领导干部的政治历史情况、现实表现等材料整理工作，都交给李文静负责分管。当时的材料组设在康平路大院里。 上海专案办公室的成立经过 后来情况有了变化，一是李文静本身的政治历史问题逐步地为人所知：她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侵略者抓去过，向日军自首，然后做过反对八路军、反对共产党的宣传，这些事情在一定范围里被人传开了，张春桥感到不便，就把她调离材料组，调到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下面的联络组，让她分管简报。二是天津南开大学学生提出了关于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的问题：抗战时期薄一波等人经过中央批准办了自首手续出狱，但南开的红卫兵认为这些人应该作为叛徒处理，向中央写了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发了一个文件，肯定了清查出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的经验。这样，上海市各条战线清查干部、群众的政治历史问题、设立专案抓叛徒的活动，就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了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材料组就演变成为市革命委员会的专案办公室——“专案办”，办公地点搬到高安路。除市专案办外，各区县、各系统也都有自己的专案办，自上而下形成体系，一直抓到基层。当时张春桥指定，市里由王少庸、王承龙、王维国、王洪文“四王”分管专案办。王维国因主要分管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以后又担任了这个系统的军管会负责人，王洪文因大量时间要抓“工总司”和各群众组织的工作，他们都没有更多时间分管专案，所以专案办主要由王少庸和王承龙两人负责。 王少庸解放后曾任青岛市市长，做过山东省的领导。他本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受向明反党集团的牵连在山东被关押过。他告诉我，他被关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失去自由的他还有肉吃，但是精神上的折磨是很重的。他被放出来以后，柯庆施当时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为他抱不平，就把他从山东调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交通政治部。所以王少庸对柯庆施很感激，和张春桥的关系也不错。文革初期，张春桥就布置我比较早地把他“解放”出来，结合进市革命委员会。除继续让他抓交通系统外，还给了他分管政法和专案的大权，张春桥并一度要他主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的会议。 王少庸每天抽两包中华牌，烟瘾非常大，脸色灰暗，气管炎很严重，说话时不时引起一阵阵猛烈的咳嗽。他喜欢讲一些尖酸刻薄的话，谈到别人的历史问题时，经常眼睛一鼓，嘴巴一撇，拿起笔来在书面报告上哗哗地写上批语：“隔离审查”。 王少庸分管专案的助手王承龙，原是市委党刊《支部生活》的记者，但编制不在《支部生活》，他原是黄浦区小厂行业里的总支书记，工人出身，去南京念过大学，因为文化底子比较差，在校时严重神经衰弱，又退学回黄浦区工作。他做过党刊《支部生活》的通讯员，参加了《支部生活》编辑部的培训，培训后就留在《支部生活》做实习记者，组织关系留在黄浦区。他调到《支部生活》不久，文革开始，就在那儿造反。他与外面各个群众组织的联络能力很强，善于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参加了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改选的时候被推举上来，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工作，被选为勤务组成员之一。到市委联络站工作后，他就开始抓权。他批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就是长寿路桥的修建工作，批文件的时候，他哈哈大笑说：“我现在的权力相当于曹荻秋市长了！”非常得意。他做了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后，我考虑到他原是市委办公厅造反派的头，让他分管原来市委机关内部的事情，这样，他一下子就把市委的要害部门——机要、后勤、汽车队、档案室、招待处、印刷厂等都抓在自己手里，包括原来的市委办公厅的秘书班子都掌握在手。这样，他就有较多的机会接近张春桥，而且又很巴结李文静，所以被张春桥委任协助王少庸分管专案。 王承龙长得高高瘦瘦，由于睡眠不足，眼睛里经常充满血丝，喉咙粗，脾气暴，动辄训人。开始的时候他在市委机关联络站里和别人相处得还比较好，因为大家都是造反起家的，彼此资历差不多，脚碰脚，但后来他的权力慢慢大起来了，就经常跟别人争吵。市委联络站的几个负责人当中，郭仁杰先跟他发生冲突，接下来是程绮华，程绮华虽然不屑与他发生正面冲突，但关系非常紧张。我出面做一点调解工作，王承龙就对我也不满。我一般不与人家争执，但他实在欺人太甚，我也说他几句，他居然跟我也顶撞起来。 王承龙看到张春桥比较重用王少庸，从市革命委员会建立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为止，当张春桥、姚文元不在上海的时候，张春桥就指定由王少庸主持市里的工作，所以王承龙就向王少庸靠拢。王承龙分管专案以后，曾说：“现在市里就我们两个王说了算。市革命委员会这一摊子，老的老，少的少，老的要人扶，少的要人帮。”“老的”是指王少庸、马天水等人，“少的”是指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当时，王少庸对群众的态度相对还可以，因为他毕竟是解放出来的老干部，而王承龙却越来越张狂，一身霸气。 专案成风严重破坏法制 专案工作当时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市级专案，原华东局书记、市委书记、候补书记、常委、市长、以及副市长的专案，还有市里的重大案子，如赵丹、白杨、郑君里专案等，由市专案办管。第二部分叫区级专案，由各区专案办管，或由各局、各系统专案办管；第三部分叫群众专案，全市各基层单位都可以设立专案组，群众专案需要到市、区挂号备案，有的也可以由市里直接管理。 每一名专案对象只要有人检举、揭发，就失去了人身自由，由各单位设立审查这个对象的专案组，每组有若干名工作人员，负责审讯、外调和整理材料等，这种做法本身是严重违反法制的。当时，市一级的专案组多达好几十个案件，共有十七名市委书记、常委、市长、副市长和华东局主要领导，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嫌疑，分别受到关押审查。有一次，王少庸、王承龙邀我和王洪文、王秀珍等人到当时的少年犯管教所去看看关押的审查对象。开始时，这些人都被关押在原单位，后来，王少庸向张春桥请示，说好多专案对象在审查时出事了，有的“畏罪自杀”，有的逃跑，这些人正在审查期间，又不能关到监狱去，所以要腾出一个专门的地方来关这些对象。这样就决定停办原来的少教所，把市级专案对象统统放到那里去。但第一书记陈丕显不是关在那里，而是另外关在康平路的一处住宅内。 那天，王少庸、王承龙带我们走进少教所的走廊，看到每扇门上挖一个窥视孔，用一块小的圆铁片遮着，掀起铁片，透过窥视孔可以看见房间内的情景。我们除了看到被关押的党、政干部外，还看到白杨、赵丹分别关在里面，当时白杨、赵丹属市级监护。王秀珍感到很新奇，看了一次还不够，又折回去看了一次。当时如果把市管专案、区管专案到下面条条块块设立的专案加起来，关押人数就非常多了。立案要一级一级报批，市专案办的权限可以审批全市所有的专案。 王少庸和王承龙还受命抓过一个通天的“一号专案”。开始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因为按专案工作的规矩，从中央到地方，专案与专案之间不准通气，分管专案的人了解的情况，只能直接向主要领导汇报，也不得向别的领导通气。王少庸在康平路二楼办公，王承龙在三楼，我的办公室在三楼最底部的一间，我进出办公室的时候，看到他们经常带人进出他们的办公室，谈话的时候房门紧闭，行动诡秘。有几次还看到市公安局的造反派、“公革会”头头王维章，亲自提一只非常沉重的大皮箱，气喘吁吁地拎到三楼，很神秘地走进王承龙办公室，进去以后马上锁门，不知他们搞些什么名堂。 后来，我分管的电影系统在清查中有人反映，一九六六年十月份，有一批戴红卫兵袖章的人半夜抄了三十年代电影导演、演员的家，就是后来所知道的抄赵丹、郑君里、陈鲤庭、顾而已等人的家。电影系统的人感到很奇怪，这批红卫兵不抄“四旧”物品，也不要金银财宝、存折钞票，专门抄文字、书信、照片、旧刊物、旧画报等，一切文字资料都要，而且说他们抄家的手法非常高明，连镜框后面、书籍中缝都翻开来找，厨房橱柜的顶上，也查得非常仔细。最后带走了好几麻袋的材料，临走的时候，警告被抄的人家，不准声张，不准报告。电影系统造反夺权以后，一查，这几户人家重要的材料怎么没了？电影厂造反派到我这里反映，要求追查。 我想：不知道这事是不是王少庸有所了解？我就去王少庸办公室问他。他听了，把自己的头像摇拨浪鼓一样，摇来摇去，说：“不要追查，不要追查。” 我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告诉你吧，这件事是上面派空四军的人去抄的。老实跟你说，我现在在抓的就叫‘一号专案’，专门清查整江青同志黑材料的。”这时我才明白，他们神秘地进进出出，都与此事有关。王少庸说：“你问的一九六六年电影系统抄家的事，就跟这‘一号专案’有关系。现在案子的情况很复杂，我很挠头（很麻烦的意思），公安系统还窝藏着江青同志的不少黑材料呢。” 我才恍然大悟，不便再问下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王承龙也跟我讲：“我们一号专案是中央直接抓的，吴法宪同志已经亲自乘专机到上海，把上海公安局的材料拿走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北京红卫兵的小报上，登了江青在北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江青说：“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些人还整了我一皮箱的材料。”我马上联系着想起来，我看到“公革会”拎来的这一皮箱材料，肯定已送到江青那里去了。 后来这件事才弄清楚：早在文革以前，上海市公安局发现有人写匿名信骂过江青，公安局从保卫江青的角度出发，把有关材料集中起来，防止扩散到外面，材料包括三十年代江青拍过的电影、演过的话剧的资料及当时报纸、画报上有关蓝萍的报道、文章和照片。当时为了维护毛泽东夫人的名誉，才把它们收拢、封存，结果到了文革时期却变成偷整江青黑材料的罪行，被诬为反革命事件。 “一号专案”建立后，凡是接触过江青黑材料的公安系统工作人员，从公安局局长、副局长、处长到一般干部，几乎都被隔离审查。我住在常熟路瑞华公寓的时候，有个邻居在公安局工作，女性，是一般干部，因为接触过那些材料，文化大革命中也把她关起来，审查了好多年。文革前分管公安工作的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梁国斌，也被送到北京关押起来。梁国斌经过长期折磨，得了肺癌，回上海住医院的时候只能用假名，一直到离开人世为止。据后来统计，这个专案曾对了解三十年代江青历史的十八位文艺界人士赵丹、郑君里、白杨、张瑞芳等进行审查，并把接触过有关江青材料的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一位副处长押送北京，到了一九六八年二月，清查变本加厉，索性把市公安局的六名局级干部、九名处级干部、十名一般干部和二十名群众统统加以逮捕，由吴法宪直接派飞机押解到北京长期关押。 最没想到的是：搞专案的人，不久自己也成为专案的对象。比如王维章，原市公安局“公革会”头头，由他负责拎了大皮箱送关于江青的绝密材料到市里来的，等到公、检、法被空四军接管后，他反过来成为审查对象了，因为他接触过江青材料属重大机密，自己也在专案审查中吃了苦头。 王承龙后来被张春桥涮下去，与“一号专案”里的一件事也有关系。王承龙搞“一号专案”时很神秘，把所有材料都放在他办公室里，结果等到中央要的材料都送走以后，王承龙又在他的保险柜里找出来一幅江青的大照片，是三十年代有人保存下来，被抄家时抄出，由基层单位上交的。王承龙忘了这张江青照片是哪里送来的，但感到这张照片不能留在他那里，就把它拿出来交给张春桥。张春桥一看，大怒：“这种东西你怎么可以留在私人处？从哪里来的？”王承龙说不出来，只说记不清了。张春桥就把照片退回。王承龙慌了，写了一份检讨，又把照片送到张春桥那里，张春桥再次把它退回，就是不让他送上去。王承龙为这事紧张得不得了，又不敢把照片毁掉。当时搞专案的人如果接触过所谓防扩散的材料，最后往往是要自己倒霉的。 但王承龙在自己掌握专案大权的时候，却挟私报复，利用专案整人。有一个专案对象张六吉，原是黄浦区副区长，本来他的政治历史也不会引起市里领导的重视，要搞专案的话最多由区里立案审查就可以了。但因为张六吉是市委机关联络站负责人程绮华的丈夫，而王承龙、王少庸与程绮华有矛盾，所以把张六吉上了市级专案。 这里我要详述一下张六吉专案的情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