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毛泽东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 　　还不是反革命啊？(二) 郭仁杰同情“红革会”挨整 郭仁杰以市革会教卫组负责人的身份到复旦去主持工作，是一桩苦差事。他要求写作班历史组的吴瑞武和他一起去，吴不想去，就来找我。我只好对郭仁杰说不要勉强他。后来吴瑞武同意做郭仁杰的联络员，郭仁杰才肩负着毛泽东要算红革会这笔账的使命，单枪匹马地到复旦大学去了。 当时，张春桥对我们很信任，我至今也还相信：张春桥传达的毛泽东有关“红革会”的话是真实的，因为当时毛泽东对张、姚非常器重，而且姚文元后来也和我说过同样的内容。但是到后来，毛泽东的话在上海一部分红卫兵中传开了。我很奇怪，这么小范围里讲的话，怎么会在外面流传呢？我一查，才发现因为郭仁杰跟“红革会”的一些头头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是他向他们透露的。 郭仁杰在造反的时候跟复旦“红革会”头头共同宣誓过：“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所以感情非常深厚。“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姚文元后，郭仁杰是恨铁不成钢。他刚回复旦时，曾经斥责红革会的头头搞炮打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叛变投敌”。但当红革会的头头挨整以后，他又流露出对他们非常惋惜的情绪。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红革会”在里面没有一个委员，郭仁杰说，要是他们没犯错的话，“红革会”应该在里面占好几个席位了。另外，他一直认为“红革会”是老造反犯错误，应当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他在思想上同情“红革会”，希望他们能够东山再起。他当然是为他们好，但是忘了张春桥对我们两人的警告，把密谈的内容透露给了“红革会”，特别是复旦“红革会”的那些人。他不但把毛主席的讲话透露出去，还连续不断地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师范学院、上海铁道学院等“红革会”力量较强的单位，跟他们商议在市“红革会”解体以后，是不是要搞一个“红革会”市级联络站的问题。后来，真的搞起了一个全市性的红革会大批判联络站，“反逆流”的问题无疾而终。郭仁杰在外面活动的情况，被不断地反映到市革命委员领导层中来。 市革命委员会建立各组、办后，郭仁杰是教卫组领导核心之一，教卫组主要负责人是老干部陈琳瑚。郭仁杰很少留在教卫组，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各大学负责斗批工作，但他在没有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重新支持“红革会”东山再起，这个消息很快给两方面捕捉到了：一个是游雪涛小组，里面有反对郭仁杰的谭启泰等人，反映说郭仁杰在外面四出活动，与“红革会”那些人串连；第二是王承龙抓的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下面的联络组，专门出简讯的，把郭仁杰和“红革会”的动态在小范围的简讯上登了出来，简讯都是由文静定稿的，我也看到了。这些事情令我非常忧虑。 写作班“老战友”和郭仁杰集体谈话 我赶快跟程绮华、朱永嘉商量，说郭仁杰这样下去，一定要出事，而且会给我们大家惹事的。程绮华也感到了事态严重，说：“老郭毕竟和我们一起杀出来的，我们不能看着他制造麻烦，造成被动。”我们就把他请到荣昌路（后改德昌路）六十号专题写作组，程绮华、吴瑞武、朱永嘉、王知常、陈冀德等原写作组的人已经等在那里了。 我问他有没有把毛主席的讲话透露到外面去？为什么“红革会”都在议论？我说：“我到几个单位去开会，他们逼着问，毛主席有没有这个讲话，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是反革命？毛主席有没有说‘红革会’这笔帐是要算的？他们还到北京去核对这件事，春桥同志为此很恼火，我被搞得很被动，既不好说毛主席有这个指示，也不好说毛主席没有这个指示，我只好对他们说‘无可奉告’。”我说：“毛主席的话是在内部说的，春桥同志个别向我们交的底，你怎么可以捅到外面去？你这样做，‘红革会’的广大战士会对毛主席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他不得不承认，说只是提醒他们：“你们要注意，毛主席都讲了这样的话，不然的话，你们要倒霉的。” 我说：“你也不能用传达毛主席指示的这种形式去跟他们讲嘛。”郭仁杰承认自己不对。另外我问他有没有到各个学校“红革会”那里去说了许多同情老造反的话，有些人要变相成立“红革会”总部，设联络站，你也表态同意了？ 郭仁杰显出一脸苦相，很尴尬，结结巴巴地说：“主要是同情他们，感到他们是我造反的老战友，现在却落得这样的处境。” 我说：“他们回去后，不也一样在学校掌权嘛。” 他说：“他们本来是全市有影响的大组织。” 我说：“现在打算用全市统一的红卫兵组织来代替各派红卫兵，而你这样做法，完全是不对的。今后决不能再和‘红革会’头头暗中有串连，要公开地搞全市红卫兵的大联合。” 郭仁杰当时还同情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组织，“联司”已把矛头指向了市革会，郭仁杰却对“支联站”的人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天谈话时，我当面问郭仁杰：“你说的‘虎’是指什么人？”他竟然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指张春桥。 我和写作班的同伙们都倒抽了一口冷气，觉得他已经和我们分道扬镳了。但那天我们还是严肃而又耐心地劝他悬崖勒马。 他当时虽也在口头上答应，但已不能自拔，会后他到外面又和那些人接触，那些人也不断去找他，来往非常密切。 王承龙本来和郭仁杰不和，多次发生争执，现在正好抓住郭仁杰的把柄，他把郭仁杰的动向编了一期内部简报，包括他误传毛的指示，他和“红革会”联络，准备拉出市一级的组织等等，报给张春桥。张春桥大怒，说：“这简直不可容忍。机关内部竟有这么一个人！” 接着，王承龙在外面造舆论，“红革会”的对立派就在外面贴了很多大标语，称他是“郭小丑”，标语说：“郭小丑支持‘红革会’东山再起，绝没有好下场！”“彻底揭穿郭小丑的真实面目！”等等。 郭仁杰与市革命委员会教卫组的关系也搞得很僵，陈琳瑚批评他，郭仁杰认为自己是老造反，陈琳瑚是自己把他解放出来的，所以不服帖，顶撞陈琳瑚。在市革命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又与王承龙冲突起来。这样，教卫组和办公室两个机构都要求批判郭仁杰，逼我表态，他们说：“郭仁杰走到这地步，春桥同志已发火了，必须批。” 我心里是想保他的，但是我如果不批判他，也有悖于张春桥的意思。所以我同意开一个批判会，当时在市委党校的底层小礼堂，有一两百人参加，都是机关内部各部委的造反队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各组办也派人参加。最后我发言，希望他悬崖勒马，不要走得更远。 同时，各大学也纷纷开“郭小丑”的批判会，我听说复旦大学“红三司”开郭仁杰批判会时，红卫兵动手打了郭仁杰。我知道“红三司”是王承龙支持的，就对王承龙讲：“今后批斗会上不能搞武斗。”王承龙性格粗暴，在这事上对我很不满意，他对我瞪起眼睛，喉咙嘶哑着说：“群众有气嘛，打几下有什么关系啊！”可见他是支持动手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