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是怎样起来造反的（三） 寻求“中央文革特派员”的支持 这时形势已经十分紧迫，市委一直在找我，问我到哪里去了。我怕时间拖久了消息泄漏出去将会出现很大的阻力，就赶快串连市委某些部门已经露头的造反派，请他们一起来共商大事。我自己打电话到市委办公厅，找党刊编辑部的造反组织。当时他们的负责人是陈坤生，由王承龙负责对外联络，我打电话去正好是王承龙接电话，他原是黄浦区五金行业的支部书记，后调到《支部生活》编辑部当记者，我告诉他市委写作班决定起来造反，现与你们联络，想要共同筹开一个大会。他听了很兴奋，马上带了一个叫朱玉佩的女编辑赶来。我又打电话给宣传部造反派刘耀宗，进行串连。写作班的其他人也分别打电话给教卫部、市委党校、社会科学院的造反派，把他们都请过来，在十二月十五日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上决定参加全市批判大会的各部门，各自准备一个发言，形成揭露市委全面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势。同时，准备成立一个联合的造反组织，名称叫“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把原来比较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而且就在写作班宣布造反的大会上，同时宣布“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正式成立。事不宜迟，大会召开的时间定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只有三天时间了，讨论了一下分工：郭仁杰负责会议的组织和发言内容、程序，王承龙负责会议的后勤工作，包括会场布置和通知发放等，程绮华和朱永嘉负责串连市委机关造反派，吴瑞武负责起草《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我算总负责，拍板、协调各项筹备进程，但要集中力量准备好自己的发言稿。大家认为，我的发言是整个会议的重中之重，我的发言中，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演变、心路历程讲透，同时要揭发市委在幕后搞的一系列活动，这样才能取得全市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就在筹备大会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解放军报》驻上海的记者甄文君。他是一个师级干部，穿着军装，年纪有五十多岁，模样显得非常稳重。他可是当时上海的重要人物，我在市委书记处多次见到他，市委书记们对他都非常尊重，向他介绍文革情况，他只是“嗯、嗯”地听着，从不表态；而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也纷纷找他反映情况，称他为“军报记者”、“中央文革特派员”。一个记者怎么会有这样特殊的身份呢？原来在军报驻上海记者站的背后，确实有着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派出的政治背景：一九六六年八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军报创办一份内部刊物，定名为《快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这份直通最高领导的内部刊物，发行量虽然只有几十份，但必须最迅速、最直接地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汇报各地和各系统的重大情况。为此，中央文革向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从全国调集一百名团以上的干部，派往全国各地，以中央文革联络员的身份，到各地收集情况并上报。《快报》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为了提高效率，最后甚至把《快报》编辑部的办公地点搬进钓鱼台，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一起办公。甄文君当时就是派到上海担任驻沪记者站的负责人。市委领导人和造反派的头头都知道他的特殊身份，都想通过他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反映情况。我要王承龙找到甄文君，告诉他市委写作班的造反打算，甄文君马上赶到武康路二号，和我密谈了一个小时。他很认真地倾听了我们对市委的一系列看法以及筹开造反大会的各项安排，热烈地紧握着我的手，同意立刻向中央文革汇报。我从内心感到他是支持我们的，而且我们的动向可以通过他直接反映给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我更放心了。 召开大会的筹备工作有了眉目以后，我又打电话给姚文元，汇报我们写作班已经和市委机关的有些部门进行了联络，决定联合召开大会批判市委，同时宣布写作班造反。大会的名称就按照姚文元过去提醒我们的主题，定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会上由我做重点发言，还组织了其他几个单位的发言，之后宣布成立“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会场拟设在文化广场，那里可以容纳一万多人，把市委书记、常委全部叫来接受批判，影响大一点。姚文元非常谨慎，他仔细听了我汇报，对会议的名称、批判的内容、叫什么人来接受批判等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他最后说是否要开这么大的会，是否能小一点，放在市府大礼堂开就可以了。我说按大家的意见，要开就开大一点，他还是不很赞成。经他这么一说，我很为难，筹备会上大家决定会要开得大，市府大礼堂只有一千多个座位，红卫兵首先不赞成，工人造反派说要派几千人来参加，一千多人的位子怎么容得下？再说，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不止一千多人。所以姚文元对开会的规模说了两次，我在电话里不好反对，只好说跟筹备小组再商量一下。随后，我将姚文元的意见向大家传达，所有人都不赞成，大家都说，我们开，开起来，开大的，只有文化广场容纳得下。这样，在会议的规模上违背姚文元的意见也顾不得了。 “火烧”“揪出”“打倒”“砸烂”四个口号的提出 大会的主题是彻底批判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批判市委领导人的具体口号怎样提呢？大家又进行了讨论。因为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从来没有出席过全市的批判会，他当时患鼻咽癌在西郊养病，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的第一线工作都是由市长曹荻秋负责，陈丕显一直在幕后指挥，我们觉得这一次不能再让他躲在幕后，一定要他到场听取批判，逼他到前台来。而他是第一次公开露面，还没有激起群众义愤，所以批判的温度不好太高，口号就叫“火烧陈丕显”。当时毛主席讲过，所有的革命干部都要在伟大的群众运动的烈火中“烧”一下，考验一下，所以我们对陈丕显提了一个“火烧”的口号，至于“烧”成什么样，“烧”过后是不是要打倒，待“烧”了以后再定。至于曹荻秋，当时我们认为他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因此北京来沪的红卫兵和上海的造反派对他的意见特别多，他一直在主持上海市委的工作，被骂为“曹老头”、“面包老头”（专门给红卫兵和造反派发面包的），民愤较大，所以对他就提“揪出曹荻秋”的口号。还有一个分管文教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当时在上海名声已经很“臭”，复旦大学造反派揭露杨西光耍手法打击压制复旦大学的干部和群众，并把复旦大学党委抛出来，所以复旦大学造反派已经对他喊出了“打倒”的口号。我们写作班对他印象也不好，因为他接替张春桥分管写作班以后，没有抓什么批判文章，反而让我们做了市委的挡箭牌，为了和复旦大学的口径一致，我们对杨西光也宣布“打倒”。最后确定了三个大会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 口号拟定以后，就派朱维铮去借会场。朱维铮当时是“罗思鼎”小组最年轻的成员，组里其他人都是党员，他是共青团员，冲冲杀杀的劲头十足，好多事情都派他去打前站。那时候，文化广场每天都安排召开各种各样的大会，一会儿复旦大学，一会儿华东师大，一会儿又是哪个系统，都排满了。我们以市委写作班的名义去定十二月十八日的会场时，他们说已给人家定掉了。一打听，那天将是华东师大红卫兵召开的对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原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的批判大会。华东师大红卫兵是属于“红革会”系统的，朱维铮就直接冲到华东师大去了。他说我们市委写作班要宣布造反，市委机关要召开大会成立联络站，这是大事，你们一定要支持我们。 朱维铮在华师大碰到了北京大学的李醒尘，李是聂元梓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七名起草人之一，北大哲学系的教师。当时聂元梓派他到上海，留在北大驻沪联络站，就是要鼓动华东师大红卫兵共同批斗曾在北大蹲点的常溪萍的。聂元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来过上海，没有跟我见过面，有的回忆录和文章说，聂元梓到上海来的时候策动我造反，没有这回事，可能是把李醒尘当成聂元梓了。那次朱维铮到师大借会场的时候，李醒尘与朱维铮见了面，他打听市委写作班是什么人造反，朱维铮就说是徐景贤带领写作班起来造反，徐是支部书记又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一亮底牌后，李醒尘和华东师大“红革会”商量同意把会场让给我们使用，但提出的条件就是要与我见一次面，看我们是真造反还是假造反。朱维铮就把他请到武康路二号，当时一起见面的有我、郭仁杰和朱维铮。我把自己正在准备的发言稿的内容跟他说了，还介绍了我们串连市委机关的一些部门造反派的情况，他才相信了。我邀请他参加十二月十八日的大会，因为会场是他们让出来的。华师大红卫兵提出希望当天要把常溪萍也揪到会场来，我们说这完全可以办到。他们又要求大会的口号要跟常溪萍有关，因为他们的会议本来是集中火力批斗常溪萍的。文革以前，常溪萍从上海调去参加过北大的社教运动，我们认为他早已是被打倒的“死老虎”了，上海市委也保不住他。按照常溪萍的职务，还不够我们这次造反大会的级别，我们通知到会听取批判的都是市委书记、候补书记和常委这一档次的，我们想大会的口号已经用了“火烧”、“揪出”和“打倒”，再加上一个常溪萍，口号还能升级到哪里去呢？琢磨琢磨，比“打倒”再厉害的就是“砸烂”了，为了照顾华东师大出让会场的情义，我们临时同意再增加一个“砸烂常溪萍”的口号。这就是后来毛主席所称赞的“有区别”的四个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造反才知主席亲》发言稿的难产 我那段时间还要起草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几天没有睡觉，我感到任何时候写文章也没有这次写得这么辛苦。当时推选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勤务组，推了四个勤务员：我、郭仁杰、王承龙和程绮华。我的发言稿定名为《造反才知主席亲》，来源于我去复旦大学“留学”期间红卫兵送我的一副对联：“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发言稿初稿写好后，在勤务组内部就没有通过，他们听我念了一遍，认为造反精神不够，他们说：你一定要讲明市委是怎么利用你的，要揭露市委的幕后活动，市委领导是怎么策划整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又怎么派人背后调查那些人的材料？还要把你推出去充当什么角色，做什么事情，统统都要加以揭露。你在会上揭到什么人，就当场把这个人揪上来批判，要他承认事实。你的发言稿要有力度，要和整个大会的战斗气氛保持一致，不能像平时的讲话那样从头念到底，要不断形成高潮。比如，当场追问：“陈丕显，你在幕后对曹荻秋下过什么指示，你回答！”，陈丕显就被迫出来回答，回答不老实，你就把它揭露出来，狠狠批判。而且，你的发言稿要真实地解剖自己的心路历程，说出自己不怕丢掉“乌纱帽”决心起来造反的曲折思想斗争，这样才能取信于广大红卫兵和造反派战友。 我的发言稿多次修改都通不过，使得我非常苦恼，勤务组帮了几次，最后请来《支部生活》的女记者、当时机关里造反精神最足的女将徐桂芬，督促我改稿。在他们的集体帮助下，我的发言稿才改出来。我深深体会到：从“保皇派”转到造反派的思想历程是非常艰难的，比如说我觉得自己连“革命造反派”这个名词都说不出口。当时陈伯达、康生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不直接称呼革命造反派的战士，而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总称叫他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发表文章时的标题也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总觉得应该和中央的提法和口径保持一致，我前几天还是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一下子变成造反派了，总得有个过渡，所以我的发言稿的开头也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但勤务组的成员们说这个不行，这是折中主义，上台就要亮出你是造反派。要公开宣布：我造反了，我造反造定了！就要打这个旗子！你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的不行，一点折中主义都不能留！你对市委就是温情主义，老是割不断你跟市委的联系。当时盛行“炮轰”的做法，我虽然做了勤务组的头头，对于我的发言稿，一会儿这个人“炮轰”，一会儿那个人“炮轰”，意见非常敞开。我只得照听照改。 等到稿子修改定稿（参见附录四），已经是十二月十七日了，十八日就要召开大会，文化广场足足可以容纳一万多人，怎么通知有关人员出席？时间紧迫，一方面由市委办公厅通知当权派，一定要他们按时到会听取批判，另一方面赶紧组织群众队伍。有一些中学红卫兵组织非常积极，派出很多人给市委机关造反大会到马路上公开贴海报，让全市都知道。“工总司”派了工人队伍到文化广场压阵，“红革会”调来三千红卫兵到场维持秩序，壮大声势。当时市委机关还没有完全瘫痪，只不过有些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从延安西路三十三号转移到外面了，例如宣传部转移到思南路办公，组织部又转到另外一个地点，首脑部门怕红卫兵、造反派冲击，不能正常运转，都有点转入“地下”的味道，但通讯联络是保持畅通的。机关外面的人都找不着门道，但瞒不过我们这些机关内部的人，我们经过串连，市委机关本身的大多数普通工作人员听说写作班和市直机关的好几个部门联合起来造市委的反，都很惊奇，区、县、局党委的机关干部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闻风而来，想听听我们到底说些什么。 一切准备就绪，我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回家了，只是在武康路二号的小房间内临时打个盹。十二月十八日凌晨，在我决心迈出这关键的一步的当天清晨，我独自走到武康路二号楼下大客厅里的壁炉旁，四顾无人，我就拿起炉台上的电话机给我妻子葛蕴芳打去电话。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她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告诉她这几天我们写作班开会的情况，我说我们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下去了，我们决定造市委的反。葛蕴芳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解放后曾经在市委机关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市人委文教办公室工作。她觉得市委就是党的化身，在她思想上认为对这样一个市委是不能造反的。因此，当我告诉她我们今天要开会宣布造反时，她很吃惊，问：“你怎么造反？”我说在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的支持下，我们要在文化广场开一个大会，我将要在会上作一个发言，揭发市委。她担心这样做的后果：“这么一开会，市委要对你采取措施的。”我说：“无非是最后把我下放到农村劳动去，我现在的职务，最多也就是写作班的支部书记，我再也不能做市委的挡箭牌了，我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希望你支持我。”我动员她下午到文化广场去，听一听会上的发言是怎么回事。我跟她讲话的时候比较激动，在电话里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带有悲壮的味道。这说明，就在召开大会之前，我对自己的政治前景还是没有十分把握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