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来龙去脉(三) 　　 解剖我到写作班时的心态 当初上海市委决定成立写作班，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决定从宣传部调我去写作班工作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兴奋的，因为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受到党的领导的重视，而且觉得自己这几年走的这一条写作道路走对了。 一九五一年我到市委工作时还不满十八岁，在党的高级机关工作了几年之后，深感党内的论资排辈和等级思想非常严重，象我这样的年轻干部，又是解放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在党的机关里脱颖而出，简直难上加难。我曾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平羽的秘书孙锡钧议论过：象我们这样有点“志气”的人，能不能做到：二十岁当干事，三十岁当科长，四十岁当处长，五十岁当部长，六十岁当市委书记。两人估量机关的形势后，一致认为：不可能！因为领导机关里“老资格”太多了：有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有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这个阶段还分“三八”式的（抗战前期）和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抗战后期），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下干部和上海的地下党员，在机关里比比皆是，大量的人只能当一般干部。每次提拔干部，都要“论资排辈”；住什么房子，吃什么灶，甚至连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要讲职务，按级别，不得逾越。所以象我们这样解放后参加工作的新干部、新党员即使自认为有能力，有才干，但想要在仕途上谋求发展，希望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我选择了从事写作的道路。 在党的领导机关里要从事写作，从组织上说是不鼓励以个人名义写东西的。首先要求你的写作应该和工作结合起来，我作为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干事，平时要写情况反映、调查报告、工作总结、报刊述评……还有就是为领导写各种各样的文章和发言稿。例如我们曾为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起草《上海民歌选》的序言，为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石西民撰写《上海新儿歌选》的序言。此外，我还得接受有关领导布置的写作任务，比如：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部长陈其五，要我为他起草评论上海文艺创作倾向性问题的文章，刊登在《上海文学》刊物上；宣传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党委书记杨仁声，要我为他撰写综述上海电影创作的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用了他们的名义，报刊寄稿费来，有的领导（如柯庆施、石西民）把稿费转给我们，有的领导则请我们吃一餐饭，还有的领导竟然署了名还收下了不应属于他自己的稿费，我们也都无话可说。 在完成上述工作任务之后，自己当然也可以用个人的真名实姓写一些文章，但由于我们在党委机关工作的特殊身份，即使个人写文章，也要经过领导审查同意，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例如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号召全党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更要打破对权威的迷信。当时巴金是文学界的权威，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法斯特的悲剧》，对写过著名小说《斯巴达克思》的美国进步作家法斯特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一事，表示了惋惜和同情。我当时认为巴金的观点和感情是错误的，就写了一篇长文《法斯特是万人唾弃的叛徒——和巴金同志商榷》，实际上以商榷为名，批判为实。但对于象巴金这样一个党外知名人士能不能进行批判，我没有把握，估计报社也不敢登。我就把文章报送石西民审查，石西民阅后同意发表，并在送审稿上签名，经过领导批准，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文汇报就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长期以来，在从事写作的过程中，我深受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与熏陶，在意识深处，时时、处处、事事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要让自己的笔杆子听从党的指挥，要为“舆论一律”做出自己的贡献。所谓党的指挥，具体来说，就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令，就是中宣部的指示，落实到上海，也就是柯庆施的讲话和上海市委的精神。我看张春桥当时为柯庆施起草文章和报告，就是这样做的。姚文元写文章，更是亦步亦趋：在一九六四年华东话剧汇演期间，柯庆施看了戏，认为安徽省选送的表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话剧《毒手》，是一枝大毒草，姚文元得知后马上写了长篇文章加以批判；柯庆施认为南京军区参加会演的话剧《第二个春天》是个好戏，姚文元又写了一整版的文章加以赞扬。我们美其名曰“遵命文学”，实际上完全以贯彻领导意图、揣摩领导思想、紧跟领导精神作为我们写作的基本信条。 不过，体会领导意图也有体会错了的时候：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号召各条战线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对党的文艺政策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意见。谁知道反右派斗争一开始，有人就撰文批评我的“右倾言论”，差一点被划成“右派”。这段经历使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让我得出了一个教训，就是：左比右好，教条主义反不得；领导上提倡左，我写文章要比领导更左；“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这是我长期以来的认识。我暗自思忖，要向姚文元学习，他解放初期就在《文艺报》上批判上海的滑稽戏《活菩萨》，以后又在反胡风斗争中批判胡风等人，直至在反右派中写了大量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我要象他那样，要始终高举批判的旗帜，自觉成为党的喉舌和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 这种思想文化的影响所及，不但深入写作者的灵魂，而且渗透到几乎每一个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厂、剧团、学校和各个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单位，这些单位的党的领导者都要诚惶诚恐地打听领导意图，揣摩领导精神，据此指导自己的工作，严重地扼杀了自由思考和独立精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夕，由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次次阶级斗争，由于一个又一个的大批判运动，造成的后果是：完全听命于某一个人或某一级组织的指示和号令，谁也不敢逾越雷池一步。这种思想文化影响深远，我认为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思想基础。 至于我自己在反右派的后期，接受了“教训”，马上调过头来，一连写了好几篇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左些，再左些”，决心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阵营这边。除了写评论文章，在文学创作方面，我也决心坚守革命题材，我写出了讴歌革命烈士的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出版后被列为上海“红旗读书运动”的必读书。上海戏剧学院教师陈耘写出了话剧《年青的一代》的初稿，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又把文艺处副处长章力挥和我调去，合作修改剧本，正式发表、出版、上演并拍成电影，风靡全国，并得到了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创作奖。我还写了一批散文和报告文学，结集出版了《生命似火》一书，在后记里我这样写道：“党一再教导我们：要把笔当作枪刺，毫不容情地对资产阶级的腐朽势力和反动思想进行猛烈的射击；要把笔当作号角，永不停歇地为无产阶级的英雄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吹奏嘹亮的壮歌！”这就是我和“右倾”思想的决裂宣言；这就是我在1965年文革前夕的写作誓言。 当时有人见我既搞创作又写评论，就骂我是“两栖动物”，我对姚文元说：“他们越是这样骂我，我越要用十八般武艺和他们斗！”经过多次思想战线的斗争，我感到像姚文元这样专写评论，更能直接地贯彻执行党的意图，更能尖锐地揭示资产阶级腐朽势力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所以我对写作评论文章格外重视起来，撰写了多篇批判文章，加重了天平的这一端。这次市委领导正式把我调到写作班，委我以重任，我觉得这正是对我的左派地位的确认，是对我的高度信任，因此我当时的心情是愉快和兴奋的，我摩拳擦掌、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战斗。 以后，我追随张春桥、姚文元，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积极投身文革，卖力参与上海一月夺权，直至身处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高位，是和我在上海市委写作班这一段经历紧密相连的，是和我长期接受共产党的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形成一套根深蒂固的极左世界观密不可分的。 结 束 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我列为江青集团的重要骨干，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当我从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跌落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炼狱”底层以后，坐在潮湿的水泥地上，握着冰凉的铁栅栏，我终于要独立思考，对人对事要有自己的见解了。我们曾经努力地去响应和实践毛泽东的号召：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专政。在毛泽东的统帅下，姚文元成了全国的舆论总管，我则成了上海的舆论总管。我所信奉过的“一言堂”，我所向往过、鼓吹过的“姚文元道路”，实际上是一条文化专制主义一统天下的道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管辖和控制下，人们往往“以言致罪”，“以文致罪”；在社会上只能“舆论一律”，只能听从“最高指示”，只能容得下一家之言，不允许有自由思想，不允许在媒体上存在不同的声音，更不允许批评领导人。当时许多自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容不得言论自由，更容不得出版自由，而马克思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我们真是愧对“老祖宗”了！ 我期待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 （第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