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才刚刚得知：我50年前在读中学时的班主任老师——盛行老师，已于2007年9月故世。
盛老师是我们1963～1966年读初中时的班主任，上我们的语文课。她对工作是非常的认真负责，对学生们是非常的关心和爱护。对一些身体不是太好的学生，下雨了，她会在放学时，把自己的雨伞送到学生手中，让学生撑着伞回家；天气变化发冷了，她会想办法，把其他男老师的衣服借来，给学生穿上，生怕学生着了凉会生病。这种无微不至地关怀学生的行为，至今仍深深地记忆在我们的心怀，永不忘却。
我们是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分配离开学校的。由于她退休后早上在人民公园打太极拳，经常和同样在打拳的我母亲相遇。我母亲回来就经常和我说起，说盛老师经常在问起我工作后的情况。1981年我结婚时，母亲和她说起了，她还专门到我新房里来坐了一会，看望了我和妻子。
再以后的见面，是在1996年10月，学校庆贺建校65周年。我是在晚报上看到校庆公告的，就去了。那次见到盛老师，她已74岁了，但是身体还好，看上去还是比较精神的。我与她在校园操场上合了影。那次校庆，我们班同学来了17个，大家都很高兴，围在一起，都和盛老师合了影。
校庆后，同学们决定再进一步串联一些同学，搞一次更大范围的同学聚会。于是有了1996年12月的那次聚会。那是胡逸春同学组织的，到了有33个同学。盛老师也来了，谢揆珍同学还让她的女儿向盛老师献了花。
1997年10月，同学们又聚会了。那次是张振麟同学组织的，在上海淮海路的孙中山故居，到了也有30多个同学。盛老师同样精神饱满，谈笑自若，不停地询问着同学们的现况。
再以后，就是2001年的70周年校庆了。我去了学校，碰见了盛老师。我二次进入老师休息室，和盛老师进行了较长一段时间的交谈。校庆活动结束后，我和学校退管会的老师一起送她出来，拦了出租车，目送她上车回家。那一次，她的腿脚已经有点不方便了，走起路来，略微有点拐。精神状态也比1996、97年差一点，好像出门最好是要有人陪伴了。
那次校庆后，我每年春节前都打电话向她拜年，问询一些她的独立生活情况。盛老师是孤老，没有子女的。我们那时在学校读书时，她是住在学校宿舍的。现在年纪大了，一个人独立生活，肯定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可是她始终是比较坚强的，她告诉我：自己还能买菜做饭，有时实在有困难，居委会的同志也会帮助我，平时主要看看报，练练书法。天气好，就出去走走。我还是后来才看到，她的书法毛笔大字练得很不错呢，非常刚劲有力。
2006年11月下旬，我有一次因公务会议，来到离盛老师家不远的地方。我想：这不是一次很好的探望盛老师的机会吗。就事先记住了她家的电话和小区门牌号码。会议结束后，我来到盛老师家，按响了大门口铁门上的门铃。她听说是我来探望她，很开心地说：我下来开门。我一听，马上说：你不要下来了，只要把开门的密码告诉我，我自己开门上来吧。她说：不要紧，我还要下来信箱里拿报纸呢。
那没办法了，只能听任她下来了。这次我就发现盛老师的行动已经比较迟缓了。上下楼梯都比较吃力了，只能扳住楼梯扶手，慢慢地往上挪着脚步。那一年，她应该是85岁。因为我记住了，她是比我母亲小1岁的。我在盛老师家坐了一会，问询了一些她的近况。她还是比较坚强的，说是不要紧的，居委会的同志会帮助我的。
2007年春节，我还和她通过电话，相互拜过年的。没想到：那一次通话，竟是和盛老师的最后一次通话。2008年春节，我再打去电话，就没人接听了。以后我又多次打去过电话，都是电话通的，但就是没人接听。我预感到：会否有什么不测。但又不想往这方面去想。我想：是否也有可能，盛老师住进敬老院了，或者那个亲戚接去同住了。为此，我还打过几个同学10年前留下的电话，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信息。但由于时过境迁，变化较大，那些电话竟然都打不通了，联系不上；再有：我们原来的那所学校，也与另外一所学校合并了，管退休老师的人员等，都有变化，想要打听一些消息，也吃力了。
直到最近，中学的那些同学又联系上了我，我才确切地知道：盛老师已于2007年故世了。这个时间和我与盛老师的最后一次通电话，在时间上是对得上的。
我还知道了：盛老师在故世前，特地关照了亲戚和学校：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遗体自愿捐献，为医学事业作贡献。
盛老师真不愧为一个好老师，她的崇高思想境界，将永远激励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我最近与上海青浦福寿园的工作人员联系了，确认福寿园的遗体捐献纪念碑上，刻着盛老师的名字——盛行。她是2004年4月20日登记遗体捐献，2007年9月24日实现遗体捐献的。我在工作人员告诉的网上纪念馆网页上，祭奠了盛老师的英灵，敬献了鲜花，并委托工作人员将纪念碑的情景拍摄了照片。现将有关照片上传到我的博客和盛老师的网上纪念馆，与网友们共享。待到清明来临时，定将亲临福寿园，面对纪念碑，祭奠盛老师。
盛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学 生 林 锋
2014年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