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三种人”开除出党，按当时政策，户口和工作关系必须一起转移。但，红旗的领导网开一面，没有要我转户口，“以后再说”，等于“以后不说”了，也不要求我退出住房。更重要的，在我工资档案中由每月从74元加到94元，还补给我一个副编审职称。只要给我一点阳光，我就感激万分。湖北人号称“九头鸟”。但对我一点不排外，传说文学所来一个“姚文元秘书” ，于是外所人纷纷来看熊猫先生啥摸样。平时，我上饭厅，打开水，走在路上，眼睛只看地上，不看他人。正可谓“夹紧尾巴做人”。可是，问题马上就来了，红旗杂志传来副编审职称评定书，到省委组织部就通不过，声称“作为三种人不放，必须考察一年以后再说。”院长劝我到中组部求援，可中组部门槛太高，我不知道找哪位首长。想想还是写信给红旗的首长，但红旗的领导也是和走马灯一样换，一时也找不准，索性再回一次北京，直接交谈，我去红旗，直奔二层主编办公室，见到苏星，就开门见山：“北京的粮票在武汉不通用，像我这号人省委组织部长说‘至少要考察一年再议’，你再派人去武汉面谈。”苏星为人爽快，答应立即办。若晚一步，他就调中央党校去当副校长了。职称一事，总算在秋天落实了。但不久，又发生一件麻烦事。文学所要出一本论文集，原是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签约，但因为怕亏本，单方面毁约了。论文集不出，文学所多数人的文章就等于报废了，我的文章都已公开发表，毁约跟我个人并无关系，我可以不管，但为了多数人着想，我得冒险当一次武训行乞求人赞助。请人出资，就必须为人效力。
     　　第一个求助对象是《今古传奇》主编李传锋，请他出资两千元，因为我撰文评论他的动物小说已发表，他犹豫之后，总算答应了。第二个求助对象是郝孚逸，时任湖北省社联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人称“郝主席”，架子大得吓人。他原是复旦外文系总支书记，兼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据他自己说，当年石西民曾想把他调入写作组，但后来，他和金冲及、沈竹都跟石西民调往文化部，在政研室工作。他在五七干校，诬称金冲及是国民党特务，害得金冲及三年受审不能回家。我应该避开此人，但因为我“人穷志短”，工资94元，只好求他赞助一千元。他不说同意不同意，只说他是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副会长，按规定，必须发表一篇一万五千字的论文，但他视力衰退，一只眼已瞎，另一只眼也看不清文字，右手是小儿麻痹症造成残疾，左手写作很吃力，总之，意思要我代笔，我一口答应。他给我一本参考书。我花了三个月时间为他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六千字的论文，他竟在三个刊物发表，先在由他主编的机关刊物《湖北社会科学》上全文发表，然后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人家嫌文章太长，观点不新鲜，只在“来搞摘录”上摘了一千字。他同时还寄《红旗》杂志，也嫌太长，只用其六千字（因为他儿子拿了校样到我房间来核对引文，我才知道）。这还不够。他还在全省社科类刊物评奖会上申请，要求评一等奖。人家看在他是全省社联副主席的份上，给他评了二等奖。他不知足，还要我为他主编的《文学新论》这本所谓理论著作写一篇“绪论”，一万二千字，我也勉强接受。完成后，还要我修改书中的两章书稿，我也只得同意。他实在太厉害，我干了这么多劳动，他应该放手，拿出一千元。钱不是他私人出，而是从他编辑部公款中支出。然而不，因为我是“三种人”，他可以端架子，竟说：“你们文学所只是副所长来求我，为何正所长张啸虎不来找我？”天哪，张啸虎住在他家的正对门，相隔仅一层墙，而且，张啸虎和他都是复旦文科毕业。他比张低一届，毕业于1949年，张是1948年毕业，仅仅因为张在反右运动中打成右派，发配农村劳改，一直受到歧视。所以两人虽为同学，相隔一层墙也不往来。真没法，我只好上门劝张啸虎所长，“为了一千元赞助，你就委屈一下，去他家坐三分钟也行。”张是老实巴交的人，穿上西服，系上领带，由我引入郝家。但郝孚逸端起架子在书房和客人聊天，故意怠慢张啸虎，气得我在客厅吼叫，“老郝你必须出来见客！”他装作若无其事，慢慢吞吞言道：“最近忙吗？”张啸虎立即起身，哈着腰，“谢谢你支持文学所的工作！”我立即递一张字条给郝孚逸，称：“这是印刷厂的银行账号，请立即汇款过去。你们谈，我不奉陪。”（朱按：郝孚逸此人曾是复旦大学外文系总支书记，是一个喜欢经营仕途的人。但这也难怪，残疾限制了他学养和能力上的发展。高度近视限制了他的阅读，故文学只是他学生时代阅读上的爱好，谈不上研究。）
     　　湖北省社科院和湖北省社联，是一个院内、一个大楼内的两个平级单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文革之前没有这么庞大、复杂，只有在北京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上海有社联。文革之后，胡乔木出任中国社科院首任院长以后，社科院、社联便和作协、文联一样，迅速发展、膨胀开来。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人是由国家养着。有不少文人和法轮功一样，盼望共产党下台；如果不下台，走第二国际道路，以议会制代替一党制，不想想谁来养活上百万大大小小的作家、文人？
     　　我是一个贱骨头，贬为“三种人”之后更贱了。明知郝孚逸势利眼，不好惹，偏要上门讨乞。这本论文集是出版了，还发给每位作者一点稿费，我自己没拿，已在首次发表时拿过稿费，总不能再给自己发稿费。由于这本论文集的出版（由文化部下属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文学所评我为“先进工作者”。我靠什么精神得此称号，是靠我武训精神。
     　　再过二、三年，院里评职称，所里三次动员。我再三声明本人不够格，放弃申请。后来，院党组书记（即院长）派专管职称评审的副院长到我宿舍来动员，我还是表示放弃，理由是：87年我刚到武汉，省委组织部拒绝让我转为副研，我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带了“三种人”帽子，和林冲一样脸上刻了金印，洗不掉了。那位副院长说：“上面后来有文件规定，列入‘三种人’，有效期三年，你那时尚在有效期之内，现在过期了。（朱按：上海对“三种人”不管多少年过去了，至今还另眼相看。）不用顾虑太多，快准备文章材料，还要写一份述职报告。” 7月30日在院内学术委员会过堂。评职称要过两关，第一关是院内学术委员会，都是院内的所长、副院长，由院长主持；第二关是高级评审委员会，多数人是从名高校请来的知名教授。合格的底数是14票，不到14票算不及格。为求过关，走后门托人情者不在少数。我自知过不了关，但绝不走后门。在第一关，述职者的讲稿千篇一律讲自己的奋斗过程以及未来的宏大抱负，让委员们昏昏欲睡。我没有讲稿，只讲故事，讲郝孚逸如何刁难我这个“三种人”，最后还强逼张啸虎“老右派”上门求情。院长夏振坤、第一副院长张正明（曾任大右派费孝通秘书）都是“老右派”的过来人，所以听者无不义愤填膺。最后，我说，老郝还通过我们院的科研处长张武同志（他本人在场，正因为有证人在，我才捅开底细）传话，要我跟他合作写一本“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史”，可以写上我的名字。对不起，我欠郝孚逸的钱早已还清了，他该知足了，我不想再当驯服工具。
     　　第一关很快就通过。过了两天，是第二关。8月1日下午6点，我冒雨从院子东侧小路出大门，路过餐馆后门，正遇见两位本院评委。他们老远向我挥手：“老胡恭喜你啊！你得了20票。”后来，遇上张正明。他是老烟枪，去买烟，问我去干什么？我说：“想跟北京打长途电话，赶快寄英语教材，我要准备英语考试。”他笑言：“英语考试也是走过场，你已过关，还考什么！20票不容易。”唉，背运时，神仙都救不了；来运时，门板也挡不住。
     　　我常说，文化大革命十年以及后来的审查运动和整党运动，我是靠阿Q精神活着，没有阿Q，我早死了。徐海涛是开枪自杀，于会泳是喝厕所里刷马桶的盐酸而死，王曼恬（王海容的姑妈）是上吊而死。我选好了地方，准备跳楼而了结此生，但想到儿子还小，老婆还年轻，终于打消了自杀念头。人在绝望时都想死，因为忍受不了人格侮辱、精神折磨。士可杀，不可辱，古今皆然。所以，我特别钦佩朱永嘉等三人身陷囹圄却无自尽念头，还要为青少年讲课。
     　　2004年9月30日，我去上海，特地给复旦章培恒一个通话，问他何时有空。他说：“晚上都有空，欢迎你来。请朱永嘉也来。”然后，他又问朱的电话，他立即电话告朱，让朱在家里等着。下课后，他叫出租车接他与我同去。章培恒为何对朱永嘉如此厚礼？这故事，我后来才知：解放初期，中文、历史两系教员曾同为一个党小组。经反胡风运动，章因为与胡风分子贾植芳私交甚好，割不断关系而受牵连，丢了党籍，但朱没有因此而疏远章，反而若无其事，仍与章交往如常，毫不介意。（朱按：章培恒也写过一篇关于晚清小说的文章，受到过毛泽东的表彰，是姚文元给我说起的。所以在文革中后期，军宣队进驻复旦以后，我去复旦，让章培恒随刘大杰搞中国文学史。毛通过姚要我们标点注释大字本时，我让章参加了这个工作，多少改善了章在校内的境况。）人在失意时需要友情温暖，所以朱永嘉在倒运之后，章也照样以厚情相待。那天晚上，章叫保姆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宴。席间，我问朱：“你怎么会在提篮桥监狱里想到给青少年犯人讲文化课？”他直言不讳：“因为监狱的生活太单调、太无聊，中国的政治犯比刑事犯待遇更低，要求更苛刻。为了解闷，我只有读书和讲课才能活下去。监狱长不需要向上级请示，就同意了这个要求。这样，我和王知常、肖木就有事情可做，还可订阅报纸、杂志，有了精神生活，感觉上不是度日如年，好像日子过得也很快，铁窗生活也有一点生活气息。”（朱按：那时刘云耕任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他比较开明，所以才能顺利在监办一个电大的文科大专班。我释放前一个晚上，刘云耕还找我深谈了一个晚上。历史系教师告诉我，是刘云耕亲自把我的关系放在复旦的。当年司法局的李庸夫局长鼓励我在受审查和关押时好好读书，将来还要用您的。但这些承诺都没有兑现。我还没有胡锡涛幸运，至今没有职称，至今退休金是工人最低档。老了，走路也不便了，病也多了，难啊！正因为难，我八十三岁了，还放不下笔，戴了老花镜加放大镜，看书、写字，否则的话，早就该安度晚年了！人就是那么贱！）我也向章培恒提一个问题：“上海《咬文嚼字》的一个编委，名叫金文明，咬定余秋雨抄袭你的《洪昇年谱》352字，而且咬定余秋雨抄错了一个古人的名字，你如何看这件事？”章培恒知道此事，轻松笑答：“年谱本来就是供人研究作参考的。当然，余秋雨用引号更规范些，不用引号也无所谓，说不上抄袭。至于说书中抄错了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是有两种名字的说法，不能说余秋雨之错。” 朱永嘉也从中解释说：“古代抄书是常事。《汉书》大段大段抄《史记》，没有人说班固抄司马迁。史料是可以互用、通用的，不必大惊小怪。在中国，出一个人才很难，毁一个人才则很容易。”（朱按：这件事，金文明先生本来出于好意，余秋雨不领情，不谢别人的帮助，反而恶言相向，所以才出现后面的问题。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咬文嚼字》对改正文风有益。死要面子的结果，是活受罪。余秋雨是一个人才。有时候太顺利了，有名有利，反而害了他。他是为名利所累，艰难困苦有时反而是造就文学人才的条件。屈原、司马迁、班固、柳宗元、韩愈、刘禹锡、元稹、白居易、苏东坡，哪一个不是在倒霉的境遇中造就他们文学和思想上的辉煌。好文章都是他们倒霉时写的。有一句话“江郎才尽”，江郎即江淹，是南朝的文学家。著名的《别赋》与《恨赋》是在他倒霉时写的，当他仕途通达时，文采便尽了。文学的创作为什么如此与作者的命运相连系。大凡好的作品都是对社会不公的抗争。当作者处于不公的压抑下，他才会发出抗争的呼声。作者的社会地位变了，自然很难有好的作品了。因为那是遵上命而为了。当白居易身处中书舍人和翰林院时，为帝王起草的诏敕和答文，就很难有其才器横溢的景况了。它那个地位反而拘束了他。白居易如此，苏东坡何尝不是如此。尽管文人都把这个地位作为人生的顶端，但那儿都是埋没他们才情的场所。记得韩愈在《柳宗元的墓志铭》中说：“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俗人皆以官位仕途论人，其实文人不然。仕途与文运往往是背道而驰的。我记得有一个叫孙达人的。他写了一篇关于让步政策的文章，受到毛主席表彰。于是张春桥在65年时把他借调到《文汇报》，要我帮助他再写一篇让毛赞赏的文章。这就难了。后来他为官去了，再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好文章。干嘛要文人去谋仕途的发展呢？这是二股道上的车。我自己是五十年代就主动从政工岗位退下来当教师的。历史偏开玩笑地把我卷到政治漩涡之中，命也夫！文人有时受一点委屈是好事，因为有牢骚才能写出有情有义的好文章来。所以我并没有把自己的委屈太当回事，还是走自己的路。现在文人太养尊处优，只会写一点风花雪月无聊的东西，所以反而出不了好的作品。人都养懒了。）这顿晚宴，让我深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能让余秋雨也来品尝一下，想必会更受感动。
     　　余秋雨自文革以后，除了前几年略受一点歧视，之后，自强不息，迅速崛起，成为文坛一颗闪亮的新星。大明星都很珍惜自己的羽毛，都与有过政治处分的老友保持距离，生怕受到牵连。这也不奇怪，因为名人都把名誉当作第一生命。中国作家、文人、艺术家之间都不团结，因为政治运动太多，负面影响太深，政治歧视至今不能消除。友情比爱情更可贵，更应珍惜。想当初，朱永嘉、王知常等等怎样爱惜你，重用你，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抹不掉的。你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借我一生》前二章，其中《冬天的斯坦尼》一节，因为你提到了我。朱永嘉特地打长途电话，当作喜事告诉我。王知常早已双目失明，如今又得中风，怕不久即去上帝那里报到。你不想见面也可以，不妨派你秘书传一口信过去。如果连这也不行，算我没说。任何人在生活舞台上都要谢幕、闭幕，章培恒待你不薄，去年因患前列腺癌久治不愈而走了，你不觉得遗憾吗？(朱按：余确实是一个人才，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但现在我对余已不抱任何希望了。生活太富裕了，反而埋没文采。有一种动物，像变色龙那个东西，到啥环境，变啥颜色。适者生存，这大概也是自然规律。人各有志，何必勉强呢？老胡啊，你看人的心地还太善良。)
     　　最后，我想把上海写作组与北京“梁效”作一比较，以便于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梁效，即两校（北大、清华）的谐音，实际上只有北大的教员，而且多为名教授。它成立于1974年批林批孔初期。它的具体领导者迟群（8341部队宣传科长）和谢静宜（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一般干部），都不是文化人，不会讲课，也不会写文章，让他们管梁效，可谓外行领导内行。管理是全封闭，让这些文人都住在北大校园一幢招待所，大门口有两名警卫战士站岗，不论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或其他来访者都必须出示证件和介绍信，填写会客单，然后去楼下一层等候，由工宣队上楼请出被访者。来访者与被访者的谈话都由工宣队陪同、监视并做记录，最后由访谈者双方签字。其过程很像进牢房探监，而关在牢房里的文人们不能随意串门、交谈，只有做工间操，才可到院子内散步，但也不能随意谈话。他们的优待就是吃小灶，一荤一素加一汤，相当于今天的盒饭。他们的精神享受就是听谢静宜直接传达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朱按：文人的创作，要宽松自由的环境，才能舒展思维的触角去思考各种实际生活和各色人等，才能触发灵感。写作要有激情，这样的行政管理、遵命习作，那是很难产生有成就有价值的作品，也不利于人才自身的成长。文人只有身处社会矛盾的疾风骤雨之中，才能洞察人性在各种状态下的本身。对文化的管理，不在管字，而是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自由表达的环境，让他们在争辩过程中显示自己才能。管的职能是善于发现他们的才识。毛主席是从二篇文章中发现他们才识的。章培恒是在自然的环境中得以成长，而胡锡涛则是在行政机关的环境条件下，就难以自然成长。现在学校的管理也行政化、官僚化了，这倒是值得人们忧虑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