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式在红旗杂志上班，是在1972年3月20日。那时，全部编辑只有10位，加上我和郑宗汉，是12个。编辑部无高低之分，有三个临时召集人，第一召集人许健生，行政15级，原从安徽宣传部1961年调来，分管政治类稿件；第二召集人林兆木，行政21级，从北京市委写作组调来，分管经济类稿件；第三召集人余征，行政18级，系原红旗的第八组（即反修刊物《内部未定稿》，和华东局《未定文稿》性质相同），分管哲史文教类稿件，我被安排在余征一个组。一年后，算作“召集人会议”（即去钓鱼台开会）的列席者，但是，姚文元不准我记录，只准林兆木、许健生记录，一直到他下台为止，我和普通编辑没有什么差别。
     　　我最后执笔的是为《人民日报》写的文章，题目是《按既定方针办》。这几个字的根据是苏振华的讲话中传达的毛主席指示，后来这文章成了姚文元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这件事只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能这样无中生有呢？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10月16日，我们大队人马从石家庄郊区的红旗五七干校劳动归来，中央军事学院（即国防大学）派出一支由10位军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红旗，组长是军级干部狄文蔚。在工作组进驻的当天晚上，便立即把军宣队孟兵山和三个召集人加上我，统统叫到会议室开会，宣布：我们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派来红旗协助你们工作的，希望诸位能理解，配合我们。”于是，一个个都用外交辞令表示欢迎，最后轮到我发言，不能用这种不冷不热、不着边际的外交辞令，只好直言不讳：“他们几位都与姚文元素不相识，都只是工作关系，而我不同，我和姚文元在十多年前就认识，他写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就在我俩的办公室完成的。凡是我见到的，知道的，我都会如实交代。”军人喜欢直言不讳，不喜欢外交辞令。虽然我也办了“学习班”，比许健生晚半年，均为“半托”，白天必须去规定的房间写交待，晚上十点之后方可回家。狄文蔚搞了半年多就撤退了，在撤退前，他让他的秘书告诉我：“你是一直被监视的。”我颇为惊讶，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
     　　后来调来一位秘书长，兼任党委书记，他是林育英的儿子，林彪的侄子，叫林肖峡。上任后不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称我为：“锡涛同志”，“我不是来整人的。每次政治运动来了，都说打击面要控制在百分之五以内，但是累积起来，从反胡风、反右派运动到现在大约有七、八次，至少有上千万人次受到打击。大的运动，七八年来一次，无休止搞下去，岂不自己把共产党整垮了吗？”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如此坦诚的肺腑之言，让我终生不忘。（朱按：文革刚结束，有人讲这一类话似乎是得人心的。但对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地一棍子把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全盘否定。各次运动总有它因果关系，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我不赞成有意识地去整人。我知道过去有整错人的地方，也有不少整过头的地方，伤害了同志之间的感情添了不少不必要的恩恩怨怨。但是干部队伍思想作风的整顿，过若干年整顿一下，还是非常必要的。许多事办不好，与我们干部队伍的思想不纯、作风不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歪风邪气横行不受抑制有关，那怎么行呢？方针政策即便是对的，在执行的环节过与不及也可以扭曲事态发展之方向的。如果方针路线是正确的，那么干部队伍的状态是起决定作用的。所以过一个阶段，整顿一下队伍还是必要的，不是去整群众。这许多年没有雷厉风行整顿干部作风的运动，如此下去长期不整顿队伍的思想作风，干部队伍烂了，共产党也会垮的。我们现在主要的危险在这里。对于干部队伍中的歪风邪气听之、任之，放任不管，有时反而是害了干部，有的人判刑时，反而怨我们管教不严，才走上不归之路。）
     　　1979年4月，“学习班”停止，我和许健生都可以自由回家。1982年1月，上级宣布我和许健生“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但均无处分。我喜出望外，便打报告要去上海探亲，但编委会、党委会不批，说要认真考虑一下，过了三个月，意见下来了，同意我去上海探亲，但不能乱串门，特别是复旦不能去。为什么？“因为那里有你的对头，要抓你的小辫子太容易了，你受得了吗？”言之有理。可我到上海后，除了安慰我父母双亲，第一站恰恰去了复旦第七宿舍，看望我从前在复旦中文系的总支书记李庆云，向他报个平安，可偏偏他不在家。次日，他夫人于翠松买了一盒“祝你平安”四字奶油蛋糕，特地送到我家。我不在，琢磨了半天，感觉有火烛小心之意。明白此意，便不再去复旦。
     　　从1982年起至1986年底，我一直在《红旗内部文稿》当编辑。工作驾轻就熟，并不紧张，白天编稿或写稿，晚上看杂志上新刊登的小说。当时称为“新时期”，提倡“创作自由”，小说创作出现井喷，大量批判文革之前极左思潮的文学作品使我惊醒、振奋，对我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我的思想启蒙就是从阅读新时期小说开始的，如饥似渴的阅读使我如梦初醒，但梦醒来之后，路在何方还不清楚。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朱按：其实对那时期所谓的新启蒙运动思想解放，恐怕得打一个问号。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其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泛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思想上讲是利益驱动。我不否认利益驱动积极的效果。过去吃大锅饭，大家没有积极性。现在有它，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些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取向起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有副作用。积以时日是肉欲横流、社会风气的败坏，而且是干部子弟领风气之先。如果听之任之，它也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1985年夏季，中央提出整党，要求三年内转变党风，还要求清查“三种人”（造反起家、有血债、有帮派思想）。我给自己算过命，我不是造反起家，而且对造反派有反感，1968年12月，朱永嘉向我和其他二位同志传达周总理批评北大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原来是响当当，现在怎么变成静悄悄啦？我立即写了一篇杂文《从响当当到静悄悄》，投给《解放日报》，次日就发表。至于帮派思想是有一点，但不严重。大概由于我一贯吊儿郎当、不求上进，而且自由主义、口无遮拦，怕我给他惹祸，所以成了姚文元心目中的问题人物。否则，姚文元怎么会派人监视我在红旗的行动？就在我错估形势之际，过了国庆节，《红旗内部文稿》的头头（原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在编辑小组的会上很客气地宣布：“老胡，你想开一点，三种人这帽子你戴上，党籍就保不住了，领导上还是会信任你的……”突然，我觉得天旋地转，要呕吐……立即奔向卫生间大呕大吐，直至黄疸吐完为止。小组会只好暂时收场，让我回家休息。
     　　经过几番挣扎（包括两次由《红旗》协助我上诉胡耀邦），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最后，我想明白了，局势决定命运，政治局势要给我戴上帽子，只能戴上，决不能逆势而行。我是蚁民一个，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踩踏的蚂蚁。（事后，隔了两年，党委特地赶来武汉，是由于上海复旦有人向中央写信告我，才造成这个局面。）戴上三种人帽子，就必须离开北京，沿海十四个大城市不能去，只能在内陆省份选一个；大学也不能去，怕我去向学生放毒，只可选社科院。我便选武汉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就在我选择未定，单位派人外出联络时，红旗出版社负责人给我一个出差上海去退手稿的任务，先让我看书稿，写出意见二千字，经他们审阅表示同意，旅差费全部报销，事后另给三百元“辛苦费”。这等于让我免费去上海探亲，何乐而不为。到了上海，见了三位作者，他们把我当作“钦差大臣”，看了“意见”书，就看出信是我写的，便约定在四川路东亚大酒店为我接风。其中一位是复旦中文系63年毕业的楼宇生，在上海电视大学教务处当副处长，侃侃而谈：“我们电大实在大，在上海有七、八万学员，你猜猜哪个单位学员最多、考试成绩最好？”我摸不着头脑，猜不出。“上海提篮桥监狱，你应该知道底细。”对不住，仍旧猜不出。他只好明确提供答案，“提篮桥监狱有三个政治犯，朱永嘉、王知常、肖木，你总该认识？”啊，天涯何处无芳草，岂止认识，他们三位都是我的良师益友，都是原上海写作班的核心成员。被捕入狱，完全是政治运动造成的政治歧视。政治歧视总要抓出政治辫子，有了辫子就可判罪入狱，不入狱，就是运动走过场，无法向上面交待。好人入狱仍然做好事，努力争取为青少年刑事犯上课，普及文化知识，提高青少年犯人的文化素质。教员全心全意教课，学员为全神贯注听课，谁也不歧视谁，政治上不分孰高孰低，一律平等，情同手足。这种教学现象，是中国的奇迹，世界的奇迹！（朱按：那时刘云耕是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比较开朗，所以能如此在监狱中办大专班。）
     　　回到北京后，想了又想，党籍是关系名声的事情，关键是要做人，做事。如果我硬着头皮不签字，会让红旗杂志的编委会、党委有压力，而对我个人也无益，为减轻组织的压力，我个人实在并不重要。签字就签吧，我本来就不能做党员。1970年也有一个整党运动，口号叫做“吐故纳新”，我是在内刊的党员鼓励下，去华东局五七干校申请入党，当时的干校宣传系统的支部书记是一位叫郑英年的处长。他对我说，“在你前面有一大串人已经排队多时，你也必须排队，先劳动三个月再说。”好吧，劳动就劳动，但三个月之后仍无动静，朱永嘉则催我快点解决组织问题，回沪去写复旦五七文科的调查报告。见我在干校仍无进展，就派我的同事姚汉荣到干校做工作。姚汉荣冒着酷暑去干校住了三天，分别向有关人士做说服工作，居然一说就服，关键点是什么未向我透露半个字，这是组织原则，我不能打听。还是原宣传部理论处的处长姜丕之问我：“你在《新建设》发表的论文，是自己投去的，还是通过什么关系进去的？”我答：“完全是通过邮局寄去的，没有挂号，没有内部关系。” 全部的关键是我这篇论文在1962年5月《新建设》发表之后曾得到毛泽东的表扬，在复旦，只有校党委和中文系总支知道，姚汉荣在中文系总支当过总支委员，可能也有耳闻。这事，至今也只是猜测、推论，因为在当时干校，吸收新党员不是容易之事，没有特殊原因是过不了关的。
     　　结果，我是在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的晚上，在华东局五七干校的宣传支部大会上，以49票赞成，1票弃权而通过，成为中共党员。1985年11月15日，在红旗杂志内部文稿与办公室联合的支部会上，以12票赞成，开除党籍。当了15年党员，苦甜酸辣难以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