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爸爸，看完老朱伯伯的狱中回忆（下），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尽管他属于是个乐天派类型的人，在监狱中所经历过的种种坎坷，从他嘴里说出来是那样的平缓、波澜不惊，实则，那些年你们所过的日子是常人难以想象和坚持的怎样的一种历练啊！多少人忍受不了压力、委屈而去寻短见，我觉得那样做需要勇气；但是真正能够忍受住各种压力和煎熬日子的人，能屈能伸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勇者，我更钦佩你们，因为你们内心始终是坚强的、有信念的。老朱伯伯所经历的狱中艰难生活，你也都经历过，不算入1978年到1982年的离家四年被隔离关押的日子，就判刑入提篮桥监狱而言，你就从1982年一直关押到1992年，牢狱整整十年啊。他家人所经历过的种种不幸，我们也都经历过，所以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引发共鸣。监狱的生活，让你们都落下了一身的病痛，政治犯的待遇是如此的不堪，而且许多限制从当初一直持续到现在，哪怕早已刑满成为合法公民，仍被打入另册。老朱伯伯写得很深刻，提出的问题值得让每个人深思...... 我们好几个人都关在一个楼面，包括徐景贤、王知常、肖木，还有曾经在游雪涛小组搞简报的李家政等人。但是，大家都没有机会照过面，相互间并不知情。过了一段时间，李庸夫第二次来看我。这次他把我们几个同案犯召集在一起，在大队的办公室一起见面。这样我与徐景贤、王知常、肖木及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他们终于又见面了。这次由于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以后，李庸夫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状况，见我们精神状态还不错，他也就放心了。 　　 　　从那次会见以后，八大队开始组织我们这批同案犯在一起学习讨论问题了，当然是在他们干警参与下进行座谈讨论的，所谓监控嘛。说实在的，那种学习也只是形式而已，实际上还是大家谈天说地的闲聊。同时，从那以后，我们可以在监房门外的走廊上散步了，不用成天关在小监房内，坐在那里一点也动弹不得，人不能走动生活怎么过呢？ 　　 　　蹲在监狱里，还得处理好与干警的关系，不怕官，只怕管嘛。那时监狱里的干警们要参加文化考试，补高中文凭。有的队长来找我补课了，那就给他们开小灶单独在小监补课，帮他们去应付考试。高中的语文、历史、地理我还是应付得了的，只要把课本给我看一下，我就能讲了。这样我们与干警的关系亲密起来了，有时候也一起闲聊，大家读报。有时他们对形势变化判断没有我敏感。有一次报上登了胡耀邦登泰山去蓬莱观海，还题字。我说，胡耀邦做这事还太早，他的日子不会太长。他们问我根据在哪里。我说登泰山，古代是皇帝祭天封禅。秦始皇登过泰山，去过蓬莱。胡资格还嫩，不要真的把自己当总书记，他只是一个管家。他那样忘乎所以，老人们会容得了他吗？后来有一次报上登彭真接见中央的警卫部队队长们的消息，我说中央出事了，说不定胡耀邦要下台。干警奇怪，问我凭什么？我说就是彭真接见中央警卫部队，是非常事件，宫廷有情况了。后来果不其然，胡耀邦下台了。干警们佩服我的预见。其实风起于青萍之末，由微知著嘛。而且从胡耀邦当时的处境讲，他更应该谨小慎微，决不应该忘乎所以，口无遮拦地轻举妄动。这一类现象，也是读历史的人的常识。有时候，他们还将自己家里的事情讲出来与我商量，让我帮出点子。于是我与家属接见时，时间超过一点他们也眼开眼闭的，送吃的东西多一点，送钱多一点，他们也都能宽松放行了。有一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干警来找我，说贾植芳托他带信来给我问好。一时我有一点摸不着头脑，他说那时贾植芳也在八大队服刑，他们认识，所以托他来问好了。出狱以后，我与贾植芳还有往来。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 　　 　　有一次，王知常对我说：监狱想在犯人中办一个大专班，要请我们做教员。于是，我一口答应，我说这个办法好，人活在世上，总要做一点于人于己的善事。这样我们便帮助监狱办了一个文科的大专班，招了四十多个学生，那些学员都是很年轻。我记得有一个叫周天安的，性格很倔，但为人很讲义气。这些人处理得好，是一块好料，能干一番事的料。学员中还有几个女学生呢！她们从女监过来听课，帮她们从初中文化补起。同时，从监狱犯人中找了几个理科出身的犯人，其中有张杨、张曰梁，他们都很有水平，这样成立了一个教研组。张曰梁后来在新疆，张杨在北京，后来都与我有过交往。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搞教育，有二十八个学生犯人参加了电大考试，据说考分还是全市第一呢。有一次，我还曾去女监给她们上大课呢！男的犯人进女监是很少很少的，也有女的干警到我们这儿听课。尽管环境仍然是监狱，但是在这个小环境，我还能自得其乐。 　　 　　既然要给学生上课，我就向监狱提出要备课看书报。于是，监狱就把邮局订报刊的目录给我圈，我划了不少报纸和杂志，如世界经济导报、经济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报刊杂志。我特别看重世界经济导报，那时的世界经济导报在上海开外界风气之先，是老朋友钦本立在编，他原是我在华东局内刊编辑部一起工作的，那时他负责经济组的工作，我负责历史组的工作。他与我常一起在丁香花园聊天。他喜欢喝白酒。我们俩门房间闲聊时，他边吃花生，边喝白酒。大家谈得很投机。他在编世界经济导报时，冲过了头，被封了。人也死得早了，好像是得肺癌死的。其实这个人倒是一个难得的才子，书呆子气太重，缺少能屈能伸的精神，不懂得有的时候，退一步天地宽阔的道理。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可能顶得住泰山压顶呢？他为人的骨气我还是佩服的。 　　 　　在牢房里，我除了继续读二十四史以外，还有报刊可看。为了备课，我可以有一个监房与另一位教师共用一支日光灯，一起看书，议论问题了。书报越来越多后，他们又开设了一个监房给我们放置书报作为阅览室。为了改善光线，还允许我在靠窗处放了一张写字台，这样我生活的条件大大改善了。 　　 　　学生与我们住在一起，生活也方便得多。这些学生在生活上便帮我不少忙。有热水洗澡时，用不到排队上那集体淋雨的澡堂了。他们还会帮我擦背，师生之间的关系比外面还亲密。因为整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犯规带铐子时，我便站在队长旁边看着，队长见我在一边，很快就把他们放了，他们更加感激我了。这些人大多是为打群架流氓活动进来，其实对他们好好教育都是可以改造好的。有一个学生一直犯规，上学以后，就要家人帮买书看，家长说他过去在家里也不老实，现在可好了，要读书了。刑满释放以后，他还找上了工作，结婚时家长特地把我与肖木接去喝喜酒呢！ 　　 　　后来提篮桥监狱的犯人大专班学生毕业时，我已离开监狱了。为此，监狱还特意请我回去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犯人学生们再三感谢我们几位教师对他们的辛勤教育，我私下对他们说了：我们写作班的几位老朽，今天我们虽然身在牢房，亦不失为人的本性，在监狱举办文化补习和大专班，积善积德，利己利人啊！肖木在监狱参加习美，也给犯人办过班。他们搞艺术创作、绘画、书法、泥塑这些玩意儿。他是支部生活的编辑，在里面编《劳改报》。李家政也是才子。他从小参加新安艺术团，后来在歌剧院。在监狱他帮他们办新岸艺术团，给犯人演出，还到外面无锡、常州、苏州去演出。习美的作品到中山公园去展出。犯人也有人性善良和美好的一面。我们这几个搞文化的犯人，在里面就给犯人做一点文化教育的工作，让犯人的生活也能丰富多彩一点。善与恶是相对的，不要因为他们过去的恶，而忽视他们善良的一面，应当以善良来改变他们过去的恶习。 　　 　　我们能这样做，还得感谢二个人，一是司法局长李庸夫，一是那时的监狱长刘云耕。李庸夫这个人有政策水平。他第三次来找我们，也是在八大队的会议室。他是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你们在里面能否写一点关于文革的回忆录。他还说过可以为我们准备材料，帮助我们回忆，讲还允许我们在一起可以互相议论。这件事他说了一次，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我想大概政治气候还不允许吧。其实他这个建议是对的。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允许、鼓励和支持溥仪那些晚清君臣、国民党战犯、特务犯，还有汉奸犯人等写回忆录。记得文革后期，提篮桥监狱还关着一些汪伪时期的人物，他们想写回忆录。我知道后，说这很好啊。汪伪那段历史还得有他们这些当事人来说才行呀。我让写作班历史组黄美真来做这件事，后来他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我不懂现在有关方面为什么对我们这些人仍是那么高度防备，他们究竟害怕我们什么啊，做啥动不动说那条高压线不能碰。高压线在哪里，又会伤害谁啊！究竟是什么东西见不了天日啊！ 　　 　　我回家以后，还常梦见在监狱的艰难生活情景。肖木对我说过，他梦见监狱都是被恶梦惊醒的，心中悲凉。我说我很少有这种情况，实际上肖木在监狱编《劳改报》，还绘画写大字，他活动的地盘比我还大一些，我感觉到他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思想上委屈的很。可能各人的心理感受不一样吧。我遇事都达观一些，他比我多愁善感一些，在个人情感上我麻木一些，对什么都无所谓的。 　　 　　当然，肖木作为王洪文的秘书，在北京被审查期间，逼供信什么苦头都吃过了。他曾经对我说过：晚上用大灯泡对着他照射，前后左右，二十四小时都站有武装军人，不让人休息和睡觉，他就是由于受到这样的残酷折磨之后，精神上产生恍惚的神态，好顺着他们的诱供走。他们曾经要他招供王洪文他们企图准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或者准备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清洗异见分子和打倒老干部，并说，只要你招供了，前途是光明的。他认为根本没有的事，叫他如何写材料啊？假如按照他们的诱供写了所谓的证明材料，那不是害人害己吗？他当时认为怎么可以乱咬乱说啊？这是一笔历史冤债，如何对得起未来的历史，今后如何向儿女子孙们交待呀？反正一死，如果按照他们的诱供写了材料，就要被灭掉活证据，他认为自己肯定会被害死的，因为死无对证，王洪文他们是有嘴难辨，这是政治斗争中的常见的狠毒手段。所以，他宁死不屈，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绝不血口喷人，不上他们的当。肖木当时有这些想法也很自然。他太紧张了，有一点过敏了。审判四人帮前，我也曾乘专机被押到北京关在秦城监狱，要我作证，证明姚文元也是武装叛乱的主谋。我想这个事情难办，硬顶也不好办。于是我想起，在毛主席去世以后，姚曾指示我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时，提前编一个专题，即赫鲁晓夫是如何上台的。我是受这个启示，所以参加了上海的武装叛乱。开始他们拿到这个材料很高兴，后来就不找我出庭了。最终他们才想明白拿这个材料作证，对他们的审判很不利。所以我在北京安心读书养病。李庸夫还来秦城监狱看我，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在读《汉书》，他说让我好好读书，将来还要用我。所以我先后在北京的秦城监狱与复兴医院蛮逍遥的，对审判四人帮的事不闻不问，一心只读圣贤书。当然也有不高兴的事。我住的房间楼下过道对面是太平间，经常有人哭声，偶尔听到一次孩子的哇哇声，我高兴新生命降临了。 　　 　　对所有的被关押者来讲，监狱生活毕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们在狱中生活，比照一般刑事犯人的条件有所改善，肯定与李庸夫这个老朋友的关照有关，他是监狱当局的头顶上司，他的关照当然能起作用。我在监狱中住过一次医院。有一次我小便尿血，整个尿液都是鲜红的，我与中队的医务犯说了，立即送我去医院检查，那就是提篮桥的医院。我住的地方正是当年王造时先生睡的病房，他死在那里的。我听了也很感慨，王造时我认识。文革开始前夕，因为一件假案入狱的，入狱以后就没有人理了，他也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在里面了。所以，有没有人关心和注意，大不一样。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说是肾盂肾炎，血是止住了，迄今体检化验小便，还有少量红血球。我在监狱最后两年患了坐骨神经痛，痛得无法走路，那是由于长期睡地板，受潮引起的。那时出门都是由两个犯人扶着走的。好在我参与办了监狱中的大学，都是我两个学生料理我的生活，靠打针吃药才慢慢恢复的。 　　 　　说句公平话，因为有人关照的缘故，监狱长刘云耕对我们的管理，应该说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另一方面还得看我自己主观上如何对待监狱服刑的问题。我这个人有一点好处，便是始终乐天达命，既然自己无法改变现状，那就乐观地对待它。人既是一个一个的，有它个人的生活，也有是社会的，因为个人的生存离不开群体，人既然生活在监狱这个大环境，那就要积极对待，处理好自己周围的人际关系，尽可能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比较和睦的环境。只要让人三分，善意待人，人家也会善待你的。你对周围的犯人是如此，对管理我们的干警也是如此，即便在监狱也是补台的，我这个补台不是打小报告这一套，而是帮他们办学，感化周边的犯人，帮助他们把矛盾处理好，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尽可能不给监管者制造麻烦，出难题，这样他们也尽量不为难我了，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尽可能照顾我的生活。否则，在思想上自己折磨自己那就难了。 　　 　　我这样介绍我在监狱的经历，并不是为了赞美监狱的生活。自古以来，监狱都是比入地狱还恐惧的地方。记得严打的时候，从劳改农场曾押来一批死刑犯，我见他们一个又一个从囚车上带着脚镣手铐跳下来走进牢房，我被分配去看守一个年轻的死刑犯。我陪了他一个通宵。我问他犯了什么罪，他说是在劳改农场打群架，二帮犯人斗殴上了屋顶，掀瓦片互殴，因此被判死刑。一个晚上跪坐在那里，头顶着地板痛苦，打心底里我非常同情他，这个处罚太重了，判死刑要慎之又慎，不能那样成批的杀，应该着眼于改造。监狱的生活应该是犯人服刑改造的地方，人失去了自由，毕竟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对于各类犯罪分子，关押仅仅是处罚，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使犯人在接受惩罚的过程中，改恶从善。在关押的过程中通过人性化的对待，是可以转变不少人的人生目的，也可以使监狱内部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管理秩序，否则的话，犯人受不了，管理人员也受不了，就会变成互相折腾的过程，只会增加互相间的仇恨。不过，历来犯人都斗不过牢头恶霸的，因而没有友善，那也就达不到通过惩罚使人改恶从善的目的。 　　 　　问题是我们这一批所谓的“犯人”，所以被关押是上层某种政治斗争的需要，却把我们当成刑事犯关进牢房进行所谓的改造。它只是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环境，从思想观念上讲我从参加地下党的那一天起，依照入党的誓言，我始终都是共产党的忠诚者，是毛泽东思想的忠诚者，是出生入死为推翻旧中国三座大山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战士，都是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垦荒者。这个本质，不管承受多大的委屈，对党的痴心永远不会改变，思考的是如何在这样特定的环境下，保全好自己的身心健康，相信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深信自己今后仍然有机会为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一份力量的机会。其实王知常与肖木，我的同案犯何尝不是如此。 　　 　　我被关押了十多年，家里的所有成员均因我而遭受到残酷打击。我的一个女儿原先在部队服役，还是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党组织培养的重点对象。我被关押后，她也开始倒霉了，莫名其妙地被复员回家，那时她的部队在吉林，对这场突然到来的沉重打击根本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她想不通，到我兄弟那里去大哭了一场。复员回到上海之后，被安置在宝山水泥厂做最艰苦的搬运工，白天黑夜搬运沉重的大石块，让一个姑娘干男人的苦力工作，那种受尽折磨的生活难以想象！我的大儿子也从部队复员了，被分配到上钢五厂做汽车修理工。第三个孩子在长兴岛的农村里插队做农活，他在那里一边劳动，一边暗自复习功课，并参加考大学，曾经几次都达到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就是因为我的原因而不予录取。几番折磨总算勉强录取进同济大学的一个大专班，毕业后被安排到一个有毒的实验室工作，他只好去澳大利亚“洋插队”。我从一九七六年底被隔离审查开始，我夫人只好独自承担全家的生活重任，单靠她一个人的那点工资养活全家人，还要给我零花钱，这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啊！ 　　 　　回顾往事，我感到很内疚。我还在市委机关上班时，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夫人踏进我办公场所一步，公事与家事我是分得很清的。我夫人的单位要培养和发展她为共产党员，她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对她说：你的条件还不够，离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距离，继续努力吧，暂时不要急于入党，也不要做什么官，踏踏实实做好你的会计工作就行了。所以她始终保持低调做人，勤勤恳恳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我出事以后，她单位要组织对她的批斗，但是却找不着她的任何“罪状”。我政治上栽跟头以后，复旦大学找她勒令我们家立即搬迁，要扫地出门，本来我们家人口多而居住的房屋很窄，我夫人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你们落井下石，逼我搬房子，我还要找你们要人呢！当初就是你们送老朱去市委机关工作的，现在他人去哪里了？后来专案组对她以及她的单位说过，对我是不判刑的，不久便可以回家了。结果他们说话不算数，后来我还是被判了刑，让她一人承担全家的生活重担。 　　 　　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关押的时间大约有六年多，提前两年出狱的，那是我夫人帮我到处奔波的结果。由于我母亲中风病危，我又有严重的心脏病，她多次往有关部门申诉都没有结果。后来她对司法局说，我母亲病危了，父亲又早已去世，我父亲在台湾还有一笔相当规模的遗产，如何去争取？那是我父亲在一九四八年上海金圆券风潮时，蒋经国限价，商店被抢购，台湾没有金圆券的事，父亲便考虑把店里的玻璃运到台湾去开一个分店，并在台北昆明街买了一幢三层两间的店铺，把几千箱玻璃运到了台北市，并在那里买了大量的地皮来堆放玻璃。后来土地涨价了，所以在台湾的分店经营情况很好。我申请提前释放出去，是想办法去争取那笔遗产，因为我母亲已病危，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在台湾经营的经理从小与我在一块的，我们很熟悉，如今他也年纪老了，将来更麻烦。司法局认为我的这个理由成立，经李庸夫同意并报上海市委批准我保外就医。因此，我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提前出狱的。如今夫人离开我远行已五年了，至今我仍怀念她在我艰难时刻对我的坚信。这也是对我能度过那些艰难时刻的支持力量。不仅我的夫人是如此，王知常的夫人、肖木的夫人也都是如此。她们都无所畏惧，对自己的丈夫不离不弃。 　　 　　上个世纪末，我曾去澳洲探望自己儿子的家。那儿有四口，小夫妇和一儿一女，在出行之前我还特地去提篮桥监狱，想陪着我夫人再去看一下提篮桥的监狱，进了门房间，见到过去的狱警。他说你现在进不去了。于是陪我到旁边的劳改局，见了尤大。他是当时监狱的干部，与我交谈过许多次。大家见面如老朋友了。他家住在中原新村。我心目中还不时惦记着那时的人和事。在提篮桥监狱这六年，是我生命历程中很有意义的生活，怎么也难以忘却这值得珍视的六年牢狱生活。我在提篮桥监狱时，也遇到过当时曾在那儿服刑的人。从海外回来重游故地，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找自己蹲过的那间班房，讲在那时的经历，找那时管教他们的干警，狱警与犯人之间也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儿也是一条非常特殊的风景线。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早年我读过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我经历的提篮桥监狱这个场所，包括它的犯人和监管人员，它应该像圣母院那个最丑陋的大堂敲钟人卡西莫多。他的外表丑陋异常，但心底却又极为善良。那小说里最美丽的纯洁的是艾丝美拉达那个能歌善舞的吉卜赛女郎。她却被圣母院副主教弗罗洛陷害而送上了绞刑架。卡西莫多把弗罗洛摔死后，到公墓里找少女的尸体，死在她身旁。如果人间真的没有罪恶，真正是一个和谐的社会，那还要监狱做什么呢？监狱也会真正的消亡。那么提篮桥监狱也许会如卡西莫多的遗骸那样供人瞻仰，它会具有特殊的意义。提篮桥监狱又有东方巴士底监狱之称。我们知道公元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是以攻克巴士底监狱为其象征的。随后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巴士底监狱虽然作为革命胜利的象征，还保留在那里供人参观，但整个资本主义这几百年的历史还离不开监狱呀！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并不能取消监狱的客观存在呀！现在我们也不能取消监狱的存在，希望它如卡西莫多那样，虽然有一个非常丑陋的外貌，但却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内心世界，非常慈善地对待犯有过失的人，真心地保护那象征美好和善良的又被冤屈的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艾丝美拉达。但愿人间不再有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弗罗洛那样发狠心随意陷害善良的恶人。但愿人间不再使用绞刑架，那么即使发生冤案、错案、假案，还能有挽回的机会。